梅棹忠夫继承了这些传统且进一步扩大到考察日本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拘泥于社会形态，从生态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并构筑起一个理论模式，与以往史学界的方法和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生态史观为认识文明演进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弥补了以往研究方法论上的不足，值得人们思考。在解释日本成功的原因时，生态史观冲击了其他地区和国家只有模仿西方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维，凸显了各国自身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自生态史观提出后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学者更加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澳大利亚的琼斯和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指出，西欧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利于其现代化率先起步。[6]（p57）探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即注重江户时代的内在因素和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日本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流派（注：代表性的著作有村上泰亮、公文俊平、佐藤诚三郎的《作为文明的家族社会》。）。
    然而，肯定生态史观的积极意义，并不等于全面肯定生态史观。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的验证，可以看到生态史观存在着极其重大的缺陷。
    二生态史观作为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不能成立
    生态史观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第一区域在早期历史上虽然落后，但吸取了第二区域中产生的辉煌文明，又没有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因而文明得到发展，形成独特的封建制，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第二区域恰恰相反，没有成熟到能够发生革命性变革的程度。
    史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以西欧为例进行考察。
    关于西欧封建制的起源及其形成时间，至今史学界存在着多种观点，没有达成共识，能不能把生态环境作为封建制起源的根本原因来立论姑且不说，至少西欧没有受到游牧民族侵扰的提法与史实不符。
    实际上，法兰克王国建立后，西欧仍然不断地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甚至一些国家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其中影响巨大的有：8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多次攻击法国和意大利，一度攻下罗马；被称为“海上游牧民族”的北欧诺曼人不断袭击不列颠群岛和法国，数次洗劫巴黎，到10、11世纪时，占领并统治了法兰西北部大半地区和不列颠群岛。“整个欧洲被这些大胆的侵略者团团围住”，“西欧再次成为屠宰场”，“10世纪为最不佳时期”。[7]（p57）进入11世纪后，外来侵犯才停止，西欧才获得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发展的时机。 此时距离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只有三四百年的时间。
    第二区域确实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没有形成西欧那样的封建制，但是绝不能说第二区域的历史是破坏和征服的历史，文明因此停滞不前。从中国来看，在西欧11世纪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后，中国仍然不断地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曾先后处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元朝和清朝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侵扰和征服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抵御和战争耗费了巨大的财富，然而中华文明没有因此中断，而是被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并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发展，以至于史学界普遍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农业社会的鼎盛时期。
    如果横向比较的话，更不能说由于生态环境决定的游牧民族侵扰的有无使得第一区域的文明比第二区域成熟，所以西欧率先步入工业社会。直至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国，这已经是包括欧美史学家在内的史学界的共识。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所说，“西欧率先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率先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不是因为西欧封建制度发达、完备，相反，是因为它的落后和不完备。拿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是因为西欧占了‘落后的优势’”[6]。落后的西欧先于先进的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反映了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发展。
    生态史观在说明第一区域比第二区域成熟时，列举出了手工工场、自治城市、文艺复兴等现象，认为它们只有在第一区域封建制下才能萌发出来，也使第一区域进入资本主义。
    显然，生态史观的这一论据与史实严重不符。
    在第一区域的西欧，大约从14、15世纪开始，出现了领主土地所有制解体、农奴制瓦解、手工工场兴起、市民阶层壮大和王权加强以及文艺复兴运动，这些现象被称为原初现代化。然而，不能把原初现代化的产生完全归于第一区域存在封建制。实际上， 在第二区域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存在某些原初现代化现象。东欧比西欧稍晚出现了手工工场。中国在明代，即与西欧大约相同时期，已经诞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西欧不同的是，在第二区域中，这些资本主义新因素较少，而且发展受到阻碍，没有能够自然成长到现代工业社会。
    即使在西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虽然都出现过原初现代化，但西欧的原初现代化是像生态史观所说的那样自发地发展到下一个阶段的吗？我们可以看到，在原初现代化基础上，现代性因素不断成长，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进入工业社会的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德国最早发生宗教改革，在宗教战争和三十年战争之后，出现了第二农奴制时期，已经开始瓦解的领主制经济重新恢复并巩固起来，集中经营的手工工场一度几乎不复存在。到18世纪末，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而德国还是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8]（p633～634）。拿破仑战争一方面把在德国的占领地区改造成德意志境内首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地区，另一方面促成了普鲁士的改革。1807-1812年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开创了普鲁士现代化之路，也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经济发展和民族运动的中心。[9] 作为手工工场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的意大利的情况也与德意志极为相似。
    以上情况表明，从原初现代化转入正式现代化阶段需要许多条件，仅仅具有原初现代化并不能保证自然转变。德国和意大利是在外部刺激下才实现转变的，因此也被看做是与英、法内发型现代化不同的传导型现代化。
    这种传导型的现代化在第二区域中也能够明显地看到，俄国就是一个典型。17世纪，彼得一世为了富国强兵，进行了“欧化”改革。俄国到18世纪末已经有千家以上的手工工场，19世纪中期开始了工业革命。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促使俄国进一步向西欧学习，进行了被誉为“俄国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的农奴制改革，此后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被生态史观列入第二区域的俄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时间甚至早于第一区域的日本，表明生态环境和封建制并不是决定能否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惟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