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在印度波克兰的核试验震惊了全世界；而5月15日印度总理关 于印度已经是“核武器国家”的声明更使国际社会难以接受（注：1998年5月11日和13日 ，印度先后进行5次核试验。15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接受《今日印度》报记者采访 时宣布印度已经成为“核武器国家”。对此，国际社会做出强烈反应。1998年6月4日， 五个核大国发表《关于印巴核试验的联合声明》，认为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尽管印 度最近进行了核试验，但印度并不具有核武器国家地位。6月6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 议，认可五大国声明，并重申印度不具有核武器国家地位。详见新华社新德里1998年5 月15日电和新华社《参考资料》（1998年6月8日）。）。在对印度政府的一片谴责声中， 国际社会更加缅怀印度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反对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 核试验的胆略和远见。实际上，尼赫鲁政府的核政策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风 格，而且影响深远。但总体上，国内对印度核政策的研究远不够精细和深刻，也缺乏系 统性，更不用说对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核政策的研究了（注：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 有：宋德星：《从印度拒签<全面核禁试条约>看其核战略》，载《南亚研究》1997年第 1期；吴康和、宋德星：《论印度核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其核武化的危害性》，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6期；孙叔林：《印巴核军备竞赛不可取》，载《南亚研究》199 8年第2期；吴鹏：《南亚核危机及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 年第1期；周学海：《核威慑的条件--兼论南亚核威慑的前景》，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1999年第4期。此外，陈平生主编的《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姜兆鸿、杨学平主编的《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吴华著《南亚之狮--印度》（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孙士海主编的《 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也对印度核 政策有所论述。）。相反，国外这方面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全面系统。就尼赫鲁 时期印度核政策而言，西方和印度学者从核战略环境、核决策机制、中国因素及尼赫鲁 个人因素、核建设规划等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很好的基础性研究（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 见：Mohammed B.Alam,India's Nuclear Policy（Delhi:Mittal Publications,1988），p p.10-18;David Cortright and Amitabh Mattoo.eds.,India and the Bomb:Public Op inion and Nuclear Options（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6），pp.54 -59;Col.Ravi Nanda,Strategic Compulsions of Nuclear India（New Delhi:LancersBooks,1998），pp.21-30;G.G.Mirchandani,India's Nuclear Dilemma（New Delhi:Popul ar Book Services,1968），特别见第1、第2、第3和第10章；Prashant Agarwal,India' s Nuclear Development Plays and Policies:A Critical Analysis（New Delhi:North ern Book Centre,1996），特别见第1、第2章；P.L.M.Patil,India:Nuclear Weapons a 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part iii:Public Documents（New Delhi:National Publi shing House,1969）。）。本文主要阐析尼赫鲁时期印度和平核政策所展示的国内和国际 双重属性，揭示尼赫鲁政府坚持和平核政策的根本原因及其变革的潜在动力，并创建性 地从中归纳出尼赫鲁和平核政策的时代特色及个人风格。
    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先经济后国防的基本国策和从甘地“非暴力”信念发展而来的反 核伦理思想，是尼赫鲁和平核政策的两大理论基石；主要依凭以“非暴力”、不结盟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内容的“软权力”（softpower）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国际权势竞 争及因之而获得的国际威望（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减轻了寻求核武器的政治压力 和冲动。而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着手建立战略边界的图谋，特别是1962年对华战争，预 示着尼赫鲁开始倾向并实际运用军事力量等“硬权力”来扩张权势。此时，强国欲望连 同增强防务的努力使得核政策开始摆脱反核伦理思想的束缚。对华战争后关于核问题的 公开辩论说明和平核政策开始受到冲击，预示着印度核政策的变革即将随着尼赫鲁时代 的结束而到来。但尼赫鲁时期，印度核政策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的性质，具有浓厚的伦理 色彩和很强的独立意识，并深深打上了尼赫鲁本人核权威主义的烙印。
    一
    摆脱经济上的落后面貌，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工业，是印度国大党领导人长期以来的梦 想。如果说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一梦想无法实现的话，那么，独立后，国大党领导 人便开始为国家发展描绘宏伟蓝图。其中，尼赫鲁作为国大党的杰出领袖，其思想对印 度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早在独立之前，尼赫鲁就强调优先发展 经济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的目标，整个说来就是尽可能要做到自给自足……我 们国家生产上的第一个任务应该是应付国内的粮食、原料和制成品的需要。”[1]（p526 -527）他还指出：“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将继续地使国际局势失去平衡，助长一些比较 发达的国家的侵略倾向。即使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也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而经济上的 控制将要落到别人手中。”[1]（p539）尼赫鲁的建国思想，印度学者将它归纳为四个相 互关联的观点（注：转引自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军事科学 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第一，新独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实现工业化；第二 ，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第三，国 内经济改革的迫切性要求将用于国防的开支压缩到最低限度；第四，实现这些目标的同 时，把国防开支维持到最低限度的最佳方法是奉行对所有国家都友好的政策，即不结盟 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
    那么，尼赫鲁又是怎样看待安全与国防问题的呢？
    这体现在政府两项主要决策中[2]（p194-197）：（1）认为不存在印度遭到任何进攻的危 险性。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面积、印度的地理战略位置、加上各大国不愿看到印度再 次受到外国统治等因素，将使印度免于遭受任何大规模的外来攻击。“没有哪一个大国 会容忍另一个大国取得英国过去长期享有的统治地位。如果哪一个大国竟敢作这种尝试 ，其他各大国就会联合起来予以严惩。大国间的相互竞争是使印度免受进攻的最有效保 证。”[3]（p19）所以，对印度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印度有均势保护着。至于区 内的巴基斯坦，印度并不担心或惧怕它的军事威胁。（2）由于没有同其他国家（除巴基斯 坦外）发生敌对行动的危险，国防力量的费用必须保持在仅仅能过得去的水平上。这样 ，以供发展之用的资源就不会不必要地花费在非生产方面。一直到50年代后期，印度政 界舆论始终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我们一直认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决不会考虑增 加军事预算；……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军事设施？”（注：转引自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著：《印度对华战争》，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99页。）只要发展受到 优先考虑，工业资源就会增加，最终军队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这就是政府的概括。
    根据尼赫鲁的建国思想，独立后印度政府制定了先经济后国防的发展战略，以彻底改 变印度落后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优先的基本国策决定 了印度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的外部环境。为此，尼赫鲁为印度制定了不结盟大战略。应 该指出，不结盟是一个以印度安全为基础的概念，其作为一项国策被提出来，目的是使 印度在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中获得独立和机动的余地，置身于斗争和动乱的漩涡之外， 从世界范围来维护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在外交与防务关系的处理上，可以说尼赫鲁更 加重视外交在大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用现任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的话说，当时尼 赫鲁视国防政策为印度外交政策的引申，并且不许他人染指。[4]（p22）在经济优先的国 家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具有防务性质的不结盟外交政策更好地解决了发展经济与发展军 备这两者在资源占有上的矛盾，军事上的弱点在某种程度上被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弥补 了。1958年12月9日，尼赫鲁十分明确地指出：“通过军事力量获得安全的思想仅是部 分正确；同样正确的是，安全可以通过外交政策来获得保障。一项深思熟虑的与其他国 家友好的政策，在获取安全的问题上比其他任何措施都重要。”[5]（p79）可见，根植在 决策者和公众心目中的最优先的方面是经济发展问题，人们很少关注防务问题，更不用 说是核防务了。
    如果说先经济后防务的基本国策是决定尼赫鲁政府核政策是和平性质还是军事性质的 首要因素的话，那么尼赫鲁本人及其政府所持有的反核伦理思想对其核政策性质同样具 有决定性意义。
    尼赫鲁在核问题上的基本伦理思考，可以追溯到独立前。1945年，当美国在日本广岛 和长崎使用原子弹时，尼赫鲁和国大党的领袖们就视之为十分严重的事件。尼赫鲁说， 只要冲突不消除，核弹的威胁将一直高悬在我们头顶上。[6]（p185-186）1946年6月， 尼赫鲁指出，美国开发原子弹已经造成了一种危险的局面。他希望印度与其他国家进行 合作，以阻止这种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发展和使用。[6]（p264）1947年1月22日，在《我 们期待和平》的演讲中，尼赫鲁指出：“当今世界上，原子弹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和人类
    仁爱精神这两者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一种冲突。无疑，在所有的物质领域，印度将扮演重 要的角色，同时我希望，她也将一直重视人类仁爱精神，且我毫不怀疑，在世界正面临 着的这场冲突中，仁爱最终将会战胜原子弹。”[5]（p13）
    尼赫鲁的反核伦理，或者说他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来自甘地（Mahatma Gandhi）的下 述信念：战争和暴力在道义上是不能容忍的，通向真理之路惟有通过非暴力。基于在长 期反对英帝国殖民统治斗争过程中形成的“非暴力”思想，甘地认为，发展原子弹使“ 人类世世代代保有的最好的感情麻木了”，他进而说：“从原子弹这个最不幸的东西身 上汲取的合法的道义上的教训是，人们将不会用原子弹来摧毁原子弹，就像暴力不能被 反暴力所制止一样。”（注：M.K.Gandi,“Atom Bomb and Ahimsa”，Harijan（Poona），7July 1946.转引自David Cortright,Amitabh Mattoo,India and the Bomb:Public Op inion and Nuclear Options（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6），p.54. ）在另一篇文章中，甘地写道：“我认为为了大规模毁灭男人、妇女和儿童而部署原子 弹，是对科学的最恶魔式的运用。”（注：M.K.Gandi,“Atom Bomb and Ahimsa”，Hari jan（Poona），7July 1946.转引自David Cortright,Amitabh Mattoo,India and the Bom b:Public Opinion and Nuclear Options（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6），p.54.）甘地在原子弹问题上持有的伦理观念，成为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呼吁核裁军 的重要指导思想。1948年11月3日，尼赫鲁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演讲时，重新向人们唤 起甘地的思想，以强调印度在反对发展核武器方面所持有的伦理。他在大会上说：“我 不惧怕强国之大，以及他们的军队、他们的舰队和他们的原子弹。这是我的导师（甘地） 教导我的。我们曾作为没有武装的人民去反对一个大国和一个强势帝国。”[5]（p165） 虽然用伦理来指导政府的核政策，但致力于使印度发展成为一个先进工业化国家、跻身 世界先进科技前列的历史使命，使尼赫鲁热心于掌握核科技以及和平地开发、利用核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