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自1947年8月印度独立到1964年5月，尼赫鲁由于对印度民族独立事业的特殊贡献而长 期担任印度总理。在他长达17年的总理生涯中，印度始终执行着和平核政策，体现了鲜 明的时代特色和自身的风格。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不可否认，尼赫鲁政府核政策首要特点就是它的和平性质（ 注：也有学者认为，不应仅仅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待尼赫鲁在核问题上所宣扬的和平主义 思想。实际上，尼赫鲁在宣传和平利用核能的时候，他真正关注的还是印度的安全问题 ；尼赫鲁虽然反对发展核武器，但他的核政策却含有保留核武器选择的意图。见Kapur, India's Nuclear Option,chapter 5.）。这种和平性质不仅表现在将核能用于发展经济 和人民福利事业上，而且主要表现为拒绝从防务上、军事上考虑核问题。实际上，核政 策的非军事色彩首先是由印度的基本国策决定的。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印度考虑的 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是：为确保印度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尼赫鲁政府积极致力于建立一 个确认发展中国家经济需要的全球体系，以促使资金和技术流入印度；致力于建立一个 通过裁军分散大国军事力量和确保弱国安全的全球体系；致力于建立一个不结盟的世界 ，而非杜勒斯式的军事联盟的世界。[11]（p6）基于此，尼赫鲁政府较长时期把不结盟作 为防务的基础，在不结盟与和平共处的旗帜下，一度成功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建立 了较好的关系。这一时期也不存在外部力量在印度周边战略环境里部署核武器的情况， 故在战略上没有理由去考虑谋求核威慑能力。同时，在强烈支持和鼓吹核军控的情况下 ，政府感到有必要在国内采取反对核武器的立场。
    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尼赫鲁政府核政策最鲜明、最重要的特征。过去在争取民族独立斗 争中所奉行的甘地“非暴力”信念对印度政治领导人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信念不 允许公开地讨论使用核武器这种如此不道德的战争手段。作为甘地的信徒，尼赫鲁继承 了“非暴力”伦理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尼赫鲁曾说：“无论如何，制约一 国外交政策的力量，或作为一国外交政策的条件，可能是军事、财政或者我所说的伦理 。很明显，印度既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财政力量。而且，我们没有也不能试图把我们 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但是，我们急切地想阻止发生大的灾难，和尽可能地帮助实现人性 的普遍进步。”[24]（p36-37）显然，在核问题上，尼赫鲁一直在运用反核的伦理力量 去对抗核武器所具有的毁灭性军事能力，甚至要利用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挑战美苏核大 国的力量优势。
    此外，反核的伦理力量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乌托邦。首先，在国际权力政治中注入 伦理因素，有助于约束核时代各国特别是核大国的行为，这与印度积极营造和平稳定的 国际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其次，由于代表着正义，得到广大无核国 家支持的印度拥有了强大的道义力量，这无疑有助于增强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领袖的身 份和地位；第三，它打破了美苏在核问题上的权威，为无核国家反核斗争树立起了一面 旗帜，同时也有利于营造印度爱好和平的良好国际形象；第四，它特别有助于帮助约束 国内在核问题上的言论，统一见解，避免发出不同的声音，从而维护了政府的权威和外 交政策的一贯性；第五，在促使国际核裁军取得实质性进展方面，它也是一股不可缺少 的力量。
    独立性也是尼赫鲁政府核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视发展核能为国家独立的 象征，在核问题上，尼赫鲁表现了强烈的独立意识。他猛烈攻击大国建立国际权威机构 管理核能的一切计划为“原子殖民主义”（atomic colonialism）[15]（p55）。1948年， 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布鲁克计划时，印度代表潘利特（V.L.Pandit）指出，不容许由那些 工业发达国家所占据的国际组织来控制发展中国家开发原子能的活动（注：UN.GeneralAssembly,Official Records,3rd Plenary Session 156th Meeting,Nov.4,1948.pp.42 2-423.Quoted Kapur,India's Nuclear Option.pp.106-107.）。潘利特的发言清楚地表 明了印度政府在核问题上的独立立场。
    核问题上的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不进行国际合作，但进行国际合作不可避免地要冲击 印度的自主原则。对于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对其援助的核设施进行国际核查的 要求，印度还是部分地接受了。1956年4月28日，印度与加拿大签署双边协议，规定加 拿大将对其提供使用的第一代核材料进行核查，但印度反对加拿大核查反应堆中所有的 核设施和核计划。之后，在美、英和巴基斯坦的压力下，加拿大要求加大核查力度，但 均遭到印度的反对。60年代后，鉴于美苏在核控制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和面临着越来越大 的国际压力，印度转而支持建立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 y），但同时又称：“现有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体系不适用于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和 装置，因为这将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和平利用核能上）的差距。”[25]（p 376-377）由于把坚持独立与反对国际核查挂钩，确保印度把核能用于和平目的的手段 便只剩下反核的伦理力量了。结果，西方发达国家对印度发展核能的活动保持警惕，巴 基斯坦更是对印度所称的“和平目的”深表怀疑，而这也是一些学者对尼赫鲁和平核政 策不以为然的一个重要理由。
    尼赫鲁核政策还包含着权威与变革这对矛盾。正如一位印度问题专家所深刻分析的： “在印度独立运动的漫长岁月里，尼赫鲁坚持要他的国大党同僚考虑他们正在为之奋斗 的自由印度所应遵循的外交政策，而尼赫鲁自己几乎是惟一负责制订外交政策的人。不 用说，1947年自然应该由他担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职务。就是后来尼赫鲁所包揽的印度 内政问题的重担似乎已非一人所能承担的时候，也无人对他兼任外交部长提出异议。他 的同僚们满足于把外交政策留给尼赫鲁去决定。”[2]（p92-93）结果，“仅仅是尼赫鲁 ，在一小圈来自外交部内和外交部外的顾问们的支持下，制定复杂的外交政策”[26]（p 69）。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核问题的最后决策权自然落到直接领导外交 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尼赫鲁手中。作为制定核政策的惟一权威，没有证据显示尼赫鲁的 核思想受到其他任何力量的影响，除了几个与尼赫鲁持相同观点的人单个与他秘密协商 外。[14]（p29）这样，随之而来的是，印度核决策程序成了“科学和政治沙皇主义”（sc ientific and political czarism）[11]（pⅦ）。在印度，谈论核武器是一种禁忌，这适 用于行政当局、议会党派和利益集团，更不用说是舆论界和知识界了。这一时期，无须 经过政府和行政当局这一正常渠道便可做出核决策；在内阁和部长这一层次上，没有关 于核问题的纪录，决定“不生产核武器从来没有拿到内阁（讨论）”[27]（p126-127）。 公开地，人们一致支持总理的核方针，包括禁止讨论印度核武器问题（注：这一时期 ，惟一公开提到印度核武器问题的是印度外交问题专家S.潘尼迦（Sardar Panikkar）的 著作。他在书中强调印度无须拥有核武器，理由是印度担心的应该是常规攻击。见Sard ar Panikkar,Problems of Indian Defence（London:Asia Publishing House,1960）。） 。实际上，1962年的《原子能法》也为政府控制有关核政策选择的讨论提供了法律依据 。[15]（p6）
    凭借国大党在国内牢固的执政地位和尼赫鲁本人在党内的崇高威信，在核政策上，尼 赫鲁始终保持着最后发言权。但也正是尼赫鲁的核权威主义，埋藏着变革的种子。1962 年印度发动对华战争及其失败成为要求变革的导火线。这主要是因为：对国家安全和防 务的现实主义考虑超过了强调和平共处的理想主义。在核问题上，尼赫鲁所持有的伦理 观念受到印度急于扩张权势的欲望的严重挑战，从防务角度考虑发展核武器开始有了正 当的理由，并日益为人们所接受；对华战争的失败使尼赫鲁权威主义开始破碎，在核问 题上不再有禁忌了，一场关于核问题的争论从此拉开（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印度核选 择的公开讨论，发生在中国1964年核试验之后，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领袖和社会 活动家都参加了这场大讨论。其中，最著名的见解是经济学家克雷希那（Raj Krishna） 提出的，即印度面临着四种选择：继续维持现有的政策；与美国结盟；建立独立的威慑 力量；制定一种“最适度的”防御政策。见Raj Krishna,“India and Bomb,”India Q uarterly 21,no.2（April-June 1965），pp.119-137.）。这些都预示着核政策的变革即将 来临。
    尼赫鲁病逝后，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出任总理。1964年11月24日，在关键性的核问题 上，新总理表示将继续反对发展核武器，但同时他又说：“我不能说现行政策是根深蒂 固的、不能被取消、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在政治领域里，我们不能这样做。形势变了 ，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相应地，我们也不得不修改我们的政策。”[28]（p57）27日， 在议会辩论中，夏斯特里走得更远，表示反对核武器但赞成和平性质的核爆炸。这是印 度总理公开宣布赞成核爆炸。1965年，夏斯特里批准了进行地下核试验的计划，这就是 1974年印度波克兰核装置爆炸的开端。自夏斯特里打开保留核武器选择的大门后，印度 历届政府无不在和平利用核能的背后，着手进行核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并且越走越 远，最终成为一个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核”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