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是清华研究院--即通常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80周年，大家将纪念这一曾在学术界起过重大作用的机构，缅怀当年于院中执教的诸位学者。
    在研究院的四位导师里，王国维先生的任职时间最为短暂，他1925年4月迁来清华，1927年6月2日就辞世了。然而，他在一生的最末段落，继续活跃于学术的前沿，做出了创新的业绩。
    本文所要谈到的《桐乡徐氏印谱序》，是王国维于1926年10月左右撰作的，差不多是他关于古史和古文字学方面最后的文章了。从体裁看，虽然只是一篇序文，字数也很少，实际却是论辨性的专论。我们绎读王国维的种种著作，与其他学者往复探讨的固然不少，专作论辨者实很罕见。王国维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影响和作用，是这里想讨论的问题。
    王国维立意写这样一篇论辨性的文章，是在1926年8月。查《王国维年谱长编》，该年8月18日条云：“为讨论古文问题，致函罗福颐。”[1]（P484）罗福颐字子期，系罗振玉的第五子。王国维的这封书信已录入《王国维·书信》一书，信中说：
    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说，拟为一文以正之。[2]（P435）
    结果形成的，便是这篇《桐乡徐氏印谱序》。
    《王国维全集·书信》的编者，在对王国维上述信件的注释中已经说明，信里提到的“议论”出自钱玄同先生，见于《古史辨》第一册。
    读《古史辨》可知，钱玄同有关许书即《说文》的议论，始于古史讨论刚刚展开的1923年。那一年的4月28日，顾颉刚先生致函钱玄同，有下列一段话：
    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上，读到先生的跋。跋上说，“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说文》的文字发表。[3]（P66）
    同年5月25日，钱玄同作《答顾颉刚先生书》，说：
    “辨《说文》的文字”，现在还不能就做，因为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狠浅。我现在只能将疑《说文》的理由简单奉告：
    许慎是表彰“壁中古文经”底文字的。“壁经”之出于刘歆“向壁（即孔壁）虚造”，经康有为和崔觯甫师（注：崔觯甫，即崔适。）底证明，我认为毫无疑义了。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所以说是“伪古字”。“伪古义”如“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之类。“伪古说”，如“楚庄王曰，止戈为武”，（注：按《说文》系引《左传》宣公十二年文。）“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之类。至于“伪古礼”和“伪古制”，这是从伪经上来的，若将伪经推翻，则《说文》中这两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3]（P81-82）
    这封信曾刊登在该年6月10日出版的《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10期。
    西汉时出现的孔壁中经系刘歆伪造的说法，如钱玄同自述，是来自康有为，实际上“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从而否定《说文》所收古文的观点，在康有为的著作里也已经有了。
    康有为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的《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节中讲：
    （刘）歆窥其时学者破碎，枝叶丛蔓，……乘其空虚，挟校书之权，藉王莽之力，因以伪文写伪经，别为《八体六技》以惑诱学士，昭其征应。《说文·序》称：“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又称：“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史记》共王无得古文事，张苍传授亦歆伪托，则是实无古文。[4]（P68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