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说文》一书，“其说经说礼皆古说，则纯乎歆之伪学也”。[4]（P689）不难看到，钱玄同的观点正与康有为一脉相承。
    钱玄同关于《说文》古文的意见，有一点是和康有为不同的。
    《说文·序》云：“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这是说孔壁中经等古文与出土“鼎彝”铭文即金文属于一系。康有为否定古文，为了反驳许慎之说，竟认为“鼎彝”也是刘歆伪作的：
    歆既好博多通，多搜钟鼎奇文以自异，稍加窜伪增饰，号称“古文”，日作伪钟鼎，以其古文刻之，宣于天下，以为征应。以刘歆之博奥，当时不能辨之，传之后世，益加古泽。市贾之伪，不易辨其伪作，况歆所为哉？许慎谓鼎彝“即前代之古文”，古文既伪，则鼎彝之伪，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辨也。[4]（P688）
    由于古文字学的进展，特别是在金文以外又有了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钱玄同先生自然不赞成康有为的想法，并认为其论“极谬误”。[3]（P238）他的看法则是《说文》古文“与甲文金文不合”。《答顾颉刚先生书》曾提到：
    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文底形体相去最远。[3]（P81）
    而这个看法又成为他涉及“古文”问题的第二封书信的核心。
    钱玄同这第二封信，写于1925年12月13日，后在1926年1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上发表，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题为《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这封信是因为柳诒征先生有《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文，顾颉刚先生作了答复而引起，但也可以说是实现了5月信中写“辨《说文》的文字”的允诺。
    信中对《说文》总的评价是：
    《说文》“说字”之不“通”，是由于许老爹的瞎三话四。……可惜许老爹既没有历史的眼光，又没有辨伪的识力，竟把不全的《史篇》中的大篆，《仓颉篇》等中的小篆，跟刘歆他们“向壁虚造”的伪经中的古文羼在一处，做成一味“杂拌”，于是今字跟古字，真字跟假字，混淆杂糅，不可理析，不但不可以道古，就是小篆也给他捣乱了。所以《说文》中所列的文字，其价值还比不上《隶辨》、《楷法溯源》、《草字汇》等，只堪与《汗简》跟《古文四声韵》相比耳。[3]（P236）
    关于《说文》古文，钱玄同说：
    我尝稍稍涉猎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诸家之书，觉得《说文》中的小篆近于钟鼎，钟鼎近于甲骨，而《说文》中的古文则与钟鼎甲骨均极相远，而且有些字显然是依傍小篆而改变者。[3]（P238）
    并引用罗振玉的话证成其说。
    罗振玉1910年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发现甲骨文字“同于篆文者十五六，而合于许书所载之古籀乃十无一二”，认为后者“皆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1914年作《殷虚书契考释》，又讲：“许书所出之古文仅据壁中书，所出之籀文乃据《史籀篇》，一为晚周文字，一则亡佚过半之书，其不能悉合于商周间文字之旧，固其宜矣”。钱玄同说：
    商代的甲骨文能合于秦汉的小篆跟隶书，反不能合于《说文》所录出于壁中书之古文，则壁中古文之为后人伪造，非真古字，即此已足证明。[3]（P239）
    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罗振玉在上述两书里所说，兼指《说文》的籀文、古文，钱玄同却只提古文，这可能也是受到康有为学说影响的结果。《新学伪经考》云：
    《汉书·艺文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凡史载笔，士载言，藏天子之府，载诸侯之策，皆籀书也，其体则今之《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4]（P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