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壁中古文与六国古文字材料字体的相似，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列举了许多实例，最后说：“以上所举诸例，类不合于殷周古文及小篆，而与六国遗器文字则血脉相通。”[5]（P184）六国文字和汉人传述的壁中古文一样，“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5]（P182）
    王国维说：
    世人见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文字并自为一体，与六国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夫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用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用之书也。通用之器与通用之书，固当以通行文字书之。且同时所作大梁上官诸鼎字体亦复如是，而此外更不见有他体。舍是数者而别求六国之通行文字，多见其纷纷也。[5]（P183）
    这便是王国维对钱玄同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他以多量的六国文字出土材料作为证据，说明当时东土六国的字体的具体状况，然后证明《说文》等古文与之相似，这样也就推论出壁中古文有其依据，解决了钱文的质疑。
    王国维关于六国“通行文字”的论断，在古文字学上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桐乡徐氏印谱序》里说：“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5]（P183）是对这种“通行文字”作出时间、空间上的界定，也揭示了六国文字作为中国古文字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意义，开启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对于《桐乡徐氏印谱序》所取得的成果，王国维先生很是珍视。他当时曾把这篇文章和1916年写的《史籀篇疏证》序及《汉代古文考》里的两篇，作为讲义发给清华研究院学生⑥[7]（P11-12），又在11月出版的《实学》第6期发表。12月1日，他还把研究院讲义寄给在北大国学门的友人马衡。[2]（P448）
    今天，战国文字研究已经扩充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六国文字的研究，由于地下材料不断发现，正在突飞猛进。回顾这方面的发展历程，我们应当特别纪念王国维先生的《桐乡徐氏印谱序》这一名文。
    【参考文献】
    [1]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2]吴泽。王国维全集·书信[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1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曾宪通。容庚先生学术贡献述评[A].容庚选集[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7]王国维。古史新证（裘锡圭前言）[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