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了古文，在秦汉篆文以前只有籀文，是合乎康有为推论的逻辑的。不过钱玄同先生没有正面讲到这一方面，这里无须深论。
    接着，钱玄同就对王国维作了批评。
    原来，王国维在1916年春有一篇著名的论作《史籀篇疏证序》，同年冬又写了《汉代古文考》[1]（P144、181），随后都收入1923年初版的《观堂集林》。这些文章根据《说文·序》所言战国时期诸侯力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集中研究了《说文》籀文、古文，提出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5]（P154）
    并自信“此说之不可易”。[5]（P186）他还讲到：
    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产刬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5]（P187）
    钱玄同针对这一说法，在信里说：
    王氏自信“此说之不可易”，据我看来，不但“可易”，而且还着实该“易”，我现在便来“易”它一下。
    秦之“同一文字”，……是用专制的手腕，所以要“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所要“罢”的系专指形式“不与秦文合者”而言，大不合的固然要罢，小不合的也是要罢，因为目的在于使文字统一。六国的文字究竟比秦文差了多少，这个我们固然不能臆断，但就现存的钟鼎看来（连秦国的），则可以说这样几句笼统话：要说异，似乎各国文字彼此都有些小异，要说同，也可以说是彼此大体都相同；ㄍㄨㄟㄌ一ㄅㄠㄗㄨㄟ（注：注音字母，即“归里包堆”。）一句话，大同小异而已。若区为“东土”“西土”两种文字，则进退失据之论也。[3]（P241-242）
    所用措词应该说是比较激烈的。
    从王国维作出反应的时间来看，他恐怕没有读到最先刊出钱玄同书信的刊物，获知这些“议论”的途径当系1926年6月印行的《古史辨》第一册，以致他给罗福颐写那封信已经是8月中旬了。罗福颐先生专精古玺印研究，所以，王国维信中说：“兄所集大鉨（玺）文字，其中与《说文》古文同者，如‘恒’字之类当必不少，祈录示”[2]（P435），可见他正在为论辨文章搜集证据。
    王国维的论辨，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致罗福颐的信之后，大约8月、9月之间，王国维给容庚写了一封信。[2]（P436-438）容庚先生就是给罗福颐信中提到的“容希白”，1922年经罗振玉推荐，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研究生，1926年毕业，留北大任讲师，后转至燕京大学任教。[6]（P5-6）王国维致容庚的这封信，以反驳钱玄同说为主旨，可与他后来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合读。
    9月26日，王国维的长子潜明在上海病故，在此前后，王国维都在那里料理。当时浙江桐乡人徐安（字楙斋）曾请他为所编古玺印谱撰序。10月17日（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83页误为15日。），王国维返回北京。23日，他致函在上海的友人蒋汝藻之子穀孙说：
    徐氏印谱其书名已定否？楙斋之名并籍贯并希见示，以序中需此也。序文大致已就，尚未写出，因弟本欲作一文论六国鉨（玺）印、货币、兵器、陶器（与《说文》之古文（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3页误将“古文”排为“故”字。）一家眷属）并当时通行文字，乃欲借此序以发之也。[2]（P443）
    由此可知《桐乡徐氏印谱序》的内容正是他从8月就计划写的。这篇文章的完成，应在10月末至11月间。
    《桐乡徐氏印谱序》继续发挥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观点，其特色是从大量的古文字材料出发，文中称：
    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诸国并有彝器传世，独战国以后，彝器传世者唯有田齐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诸鼎，寥寥不过数器，幸而任器之流传乃比殷周为富。[5]（P182）
    他所谓“任器”，是指近世出土的六国兵器、货币、玺印、陶器等，其数量以百千计，字体与秦之文字都不相同，而与《说文》和魏三体石经所载的壁中古文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