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史书自注能够更好地反映作者的意图。“注”的本义是用水以此灌彼，引申为灌输、灌通之义，自注出自原作者之手，其文字风格，思想旨趣与正文相一致，能够准确无误地表达正文言犹未尽之处，使正文的含义更加清楚，使后人读史时可以减少因主观臆断而对史文本义的误解。正如章学诚所总结的“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1]（《史注》）。章学诚不仅主张史书的文字内容要用自注，用文字解释文字，而且提出历史地图也要作自注，用文字注解图表，“图不详而系之以说，说不显而实之以图，互著之义也。文省而事无所晦，形著而言有所归，述作之则也。”[1]（《和州志舆地图序例》）章学诚充分肯定了自注的历史编纂学价值，认为自注应当是编撰史书者应当遵循的“良法”，它能为作者表述思想以及读者理解史书提供有益的帮助。
    第三，自注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古人视撰史为神圣的事业，不仅要对历史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因而以自注“大纲细目之规矩”，以明其去取，彰其史识，显其心术。因此，自注能反映出作者的敬业精神和撰史态度，反映出良好的学风和文风，章学诚批评“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1]（《史注》），认为纠正种种不良学风，使风气渐复于质古的办法便是提倡自注，自注是改变著作之道衰的一剂良药。章学诚所批评的种种坏风气不幸在我们这个时代重现。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也相伴产生了种种弊端，尤其是研究者的浮躁情绪和不负责任的写作态度，自注受到轻视乃至抛弃，转引的材料和观点与自己的见解混在一起，既不尊重他人的研究，也使自己文章的可信程度大打折扣。瞿林东先生指出：“近二十年来，史文之注日渐衰落，其严重者以致于‘省去’了其文立论之所据，形成一种以他人之说为己说，以他人之发现为己之所发现的假象。这种隐瞒前代人或同代人学术成果对本人启示的做法，有愈演愈烈之势。倘不思改进，如此下去，则中国史学的诸多见解不独难以考镜源流，恐怕更有面临经不起推敲的窘境。”[9]这种忽视自注的做法干扰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助长了不良学风的泛滥。认真总结古代史学自注的成就，学习和继承这一优良的“史学家法”，对于今天提高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塑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章学诚。文史通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3.
    [2]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M].古书疑义举例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刘治立。试论《史记》自注[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6）。
    [4]刘治立。《洛阳伽蓝记》自注的再认识[J].史学史研究，2001，（3）。
    [5]曾贻芬。论《通典》自注[J].史学史研究，1985，（3）。
    [6]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M].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瞿林东。百年史学断想[J].世纪论评，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