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事实与历史学家有什么关系，也是认识历史事实概念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对史料解读和对历史及现实认识所形成的关于过去的知识，是对已经过去的历史实际所建立的图景，自然不能离开历史学家而独立。同时也要看到，历史学家的历史观、知识体系、历史思维等对历史事实的建构和完善有着特殊的关系。
    1历史事实依历史学家的存在而存在
    在历史认识论领域，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事实，无疑与历史学家存在着依存的关系，离开了历史学家这一历史认识主体，历史事实就是不存在的。贝克尔有一句名言：“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5]（p287）这一名言经常被学者引用来进行批判，认为是主观主义历史认识论的表现。其实，贝克尔的这一名言在历史认识论领域并没有什么不对，正是揭示了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与历史认识者——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批评者不看贝克尔所指的“历史事实”限定在历史观念上的范围，将“历史事实”扩大到历史的实际的领域，然后再批评和指责贝克尔的这一主张。贝克尔在历史认识论上是相对主义者，但他在历史认识论的意义上认为作为观念的历史事实依历史认识者（历史学家）而存在，却是正确的。笔者无意为贝克尔辩护，只是想指明一个极为浅显的观点：在历史观念上的历史事实以历史学家的存在为依据，不存在没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事实。道理很简单，人的认识离不开人，人的认识固然是认识对象的反映，但离开的人的存在，认识就失去了依附。马克思指出，一方面“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但另一方面，“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13]（p86～87）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史料中的事实，对于没有史学意识和没有受过史学训练的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历史学家对史料中的事实的认识及在其头脑中对历史事实的建构，是以他的认识能力所达到的程度为限度的；而对于没有进入历史学家认识视野的史料中的事实及其他历史学家所建构的历史事实，在实际上对他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形正是，“如果我们不能对事物加以研究，那么它们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14]（p561）。如此看来，作为观念的历史事实，只有因为历史学家的存在才能得到确证；离开历史学家，历史事实不但不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
    2历史事实是否科学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固然是在一定的哲学观指导下进行的，而就历史研究的实践而言产生具体影响的则是历史观。任何历史学家在建构历史事实时都有历史观作指导，只不过各有不同的历史观罢了。历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本观点与理论体系，规定着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总体看法及对历史事实的建构，成为影响历史学家建构历史事实的最为关键性因素。就历史学家的著述而言，是否能建构历史事实来描述历史的过程，是否能进一步探索历史的规律，都与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正确与否有关。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之前，“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则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15]（p92～93）可见，不同的历史观对历史学家认识历史有巨大的影响。当然，强调历史观对历史事实建构的决定性指导意义，并不是说用历史观代替历史的研究，也不是说用历史观来剪裁各种史实，而是以此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有意思的是，历史学家在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来分析材料和建构历史事实时，会证明和充实自己的历史观，甚至还会改变自己的历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将历史观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叙述得十分清晰，认为“历史事实”形成于历史学家的思想中，是不断变动的；其是否科学，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历史观的进步则将推动“历史事实”新的建构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新认识。因此，历史学家要不断根据新的历史观来“重作”历史。他说：“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而与史观以俱代”[11]（p230）；又说：“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有他的完满的历史；即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要不断的改作。这不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材料与特殊的天才，乃是因为历史的事实本身，便是一个新史产生者。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10]（p383）这就是说，历史事实的建构取决于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历史事实的发展也离不开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更新。
    3历史事实的内涵随着历史学家知识的丰富而丰富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这样几点来理解：（1）历史事实建立在历史学家所拥有的知识及其知识结构的基础上。就历史学家从事研究的特点来看，历史学家要接受严格的专业的训练，形成广博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知识结构，才能从事历史的研究并取得成就。因而，随着历史学家知识的不断丰富，他所建构的历史事实就会更加充实和饱满。就历史事实性质来看，历史事实既然是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是历史学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建立的知识体系，自然是随着知识的进步而进步，随着历史学家知识的丰富而丰富，因而永远处于不断的建构与发展之中。（2）任何时代的历史学家的知识都具有不完全性，需要不断补充知识而加深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由于历史事实都有着时代的知识、个人的知识的限制，所以历史事实也具有历史性的特征。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评价，颇能说明知识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承认：“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恩格斯同时又指出：“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16]（p736～737）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正是不断补充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知识，建构了新的历史事实，从而在历史学上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3）就知识的发展而言，也日益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判断，丰富了历史事实的内涵。人类知识的丰富和发展，在历史的认识过程中起过革命性的作用。譬如，人们对中世纪的认识原来一直在神学的笼罩之下，但是由于进化论的出现带给人类广泛的自然知识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提供的知识体系，中世纪的历史就脱去神秘的外衣。当今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在不断地增加，特别是科学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知识，引起历史学家对以往所形成的历史事实产生新的思考，从而丰富对历史事实的认识。譬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所提供的现代科学新理论和新的知识体系，给历史学家带来了建构历史事实的新的话语系统，增强了历史学家建立新的历史事实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又如，现代化理论运用到历史学领域，使历史学家对现代社会的起源与发展建立起新的图景。正是知识对建构历史事实的重大意义，李大钊提出历史研究中要“知新温故”，“就是说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故’的是事实，‘新’的是知识。人们对于实在的事实的认识，终不能完全，所以要不断的温；人们对于事实的认识，是一天一天的进步，所以以此去不断的温故的事实，亦必不断的有些新见解涌现出来”[10]（p384）。用人类不断进步的知识来不断建构历史事实，从而加深对历史进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