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黑娄“地近土鲁番”
    郑晓认为黑娄地近土鲁番，可能是由于黑娄经常与土鲁番连在一起“进贡”而得出的结论。成于万历八年（1580）的王宗载的《西夷馆考》把黑娄与亦力把力、柳城、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一起列入高昌馆译审，而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等则属回回馆译审，未提到哈烈属哪一馆译审，哈烈可能既属回回馆亦属高昌馆译审，这要视入贡使臣的语言和所携贡表的文字情况而定。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据王宗载《四夷馆考》：“哈密地近高昌，本属高昌馆译审，但其中多回回人，入贡时亦有用回回字者，故又属回回馆。”（注：王宗载：《四夷馆考》，卷之下，高昌馆，1924年东方学会印本。）土鲁番虽被王宗载列为回回馆译审范围，但在高昌馆来文中，有不少来自土鲁番的来文。哈烈（黑娄）为波斯语区，帖木儿帝国王室的语言却为突厥语，长期通用畏兀儿文，因此来文或用畏兀儿文，或用回回文。
    分析《明实录》所记哈烈或黑娄使团进京入贡情形，就会发现：“哈烈”使团在永乐、宣德年间多与撒马儿罕使团一同进贡。而“黑娄”使团一般不与撒马儿罕使团一道进贡。这就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哈烈”使团多由回回馆通事译审，“哈烈”应是回回语的音译，“黑娄”使团多由高昌馆通事译审，“黑娄”应是畏兀儿语的音译。如前所述，镇守太监陆訚在奏章中提到兵部要求黑娄须候土鲁番一道入贡。这显然是有意把黑娄与土鲁番连在一起，或者这是一种传统。其来文翻译应属高昌馆通事的职责。因此，我推测，“黑娄”的译法来自高昌馆。而《明实录》中黑娄、哈烈并存的疏误源自帖木儿帝国使臣所携来文时而以畏兀儿写成，归高昌馆审译；时而以波斯文写成，归回回馆审译，造成两馆间译名的不统一。
    由于黑娄使臣经常与土鲁番使臣一同进京，容易使人猜想黑娄地近土鲁番。而明朝边境通事的舞弊行为会加深人们的这一印象。明朝边境通事与夷人勾结作弊是明朝后期对外交往的一大弊端。据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之一百九《各国通事》：“洪武永乐以来，设立御前答应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挥、指挥等官，统属十八处小通事，总理来贡四夷，并来降夷人及走回人口。凡有一应夷情审奏闻。嘉靖初，革去大通事，其小通事悉属提督官。凡在馆钤束夷人入朝引领，回还伴送，皆通事专职。”由于通事经常与夷使尤其是贸易使臣往来，且由于夷使常反复往来，故常与通事相互熟悉。在明代北部边镇，夷使进贡，须在边关候审，明廷亦派通事在边镇译审，夷使进京，通事伴送。通事与夷使之间这种密切关系，容易转为相互利用。《明会典》就有惩治通事唆使夷人为非受贿作弊的处罚规定。在西北，嘉靖初期，外夷通事以色目人担任，这些通事往往视西域夷人为亲，在京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令其潜买禁物。（注：《明世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嘉靖十六年正月壬寅，第五页。）由于夷使与通事相互勾结，夷使身份的真伪也常常难辨。严嵩（1480-1565）在《议处甘肃夷贡》指出：“西域地方自嘉峪关到沙州七百余里，沙州到哈密七百余里，俱系先年属番住牧，今已无人。哈密到土鲁番一千余里，自土鲁番到叉力失六七百里，即汉之盐泽，皆土鲁番种类。迤西大则撒马儿罕、天方国（Mekka，一名天堂，又曰默伽）、鲁迷（Rum，今小亚细亚）、亦郎（Iran，今伊朗），小则黑娄、怯迷、阿即民、（注：怯迷、阿即民，今地待考。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提到波斯皇帝冬天住在一个叫阿萨姆（Axam）的地方（中华书局，1981年，第34页），可参照。）沙密（Sham，苫国，大食人Syria之称；又，伊利汗国诗人马吉德·丁·哈姆加尔在其四行诗中以Sham代指大马士革）、把黑旦（Bagdad，今马格达）等处，即汉之车师、康居、大宛之属，随代易名者，皆由土鲁番之地始可达于中国。今其人至，虽云各国名色，缘各夷面貌语言相类，真伪难辨。节年差人，止到土鲁番，夷西诸国，皆未曾到，西域动静虚实，皆不能真知。”（注：严嵩：《南宫奏议》卷之一，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册，第2295—2296页。）嘉靖年间的黑娄是否就是从前的黑娄，明廷也莫辨真伪，因为明朝伴送使臣也送到土鲁番，再往西，他们也只是听夷使的说明和通事的解释。而这时的“通事序班人等，俱系色目人，往往视彼为亲，视我为疏，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则教其分外求讨，伴回则教其贩卖茶斤、违禁货物，肆无忌惮。且使外夷轻中国无人，非其同类，不能译其语也。”（注：严嵩：《南宫奏议》卷之一，陈子龙：《明纪世文编》卷二一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册，第2297页。）严嵩的这份奏疏进呈在嘉靖十六年（1537），距郑晓完成《皇明四夷考》只有十多年，郑晓所记黑娄的地理风情，可能来自通事的解释，或者是四夷馆中的资料。万历六年任四夷馆提督少卿的王宗载在其《四夷馆考》中一字不漏地照录了郑晓的记载。可见郑晓的黑娄传并不是随意的附会，其记载有时代性。“黑娄”与“哈烈”的分离，渊源于《明实录》、《明会典》，形成于郑晓《皇明四夷考》。《明史·黑娄传》修撰者利用《明实录》的材料后，已知黑娄不会地近土鲁番，而是改为地近撒马儿罕，仍将“黑娄”与“哈烈”视为两地，则是不能辨析《明会典》和郑晓的记载而误。
    四、关于宣德七年黑娄来贡
    宣德年间，明朝与西域各国往来频繁，宣德七年（1432）便是其中的重要一年。此年正月，明宣宗遣中官李贵等出使西域诸国。据《明宣宗实录》记载，明宣宗对李贵等人的出使是相当重视的，他对李贵将要出使的哈烈、撒马儿罕、卜霞儿（Bokhara，今布哈拉）、达失干（Tashkand，今塔什干）、沙鲁海牙（Shahrukh Qaya，今塔什干市以南班那喀特故城）、赛兰（Sairan，今奇姆肯特）、亦力把里（Ili-balik，今新疆伊犁一带）、讨来思（Tabriz，又作帖必力思，在伊朗西北境，今大不里士）等地都颁发敕谕，并下令哈密、沙州、赤斤蒙古卫派兵护送。明宣宗的这份敕谕，表明明朝与哈烈诸国往来的目的主要是：“永笃诚好，相与往来，同为一家，经商生理，各从其便。”（注：《明宣宗实录》卷八六，第一页。）然而，李贵使团出发未久，哈烈使团便来了。宣德七年三月壬申，行在礼部言：“哈烈所遣朝贡之使将至京。”明宣守令遣锦衣卫指挥鸦忽（Yaqub?）等迎劳之。（注：《明宣宗实录》卷八八，第七页。）四月癸卯，哈烈使臣法虎儿丁（Fakhral-Din）等至京。（注：《明宣宗实录》卷八九，第五页。）法虎儿丁使团是不幸的，先是在沙州被赤斤蒙古都指挥革古者等劫杀，法虎儿丁又于五月去世。（注：《明宣宗实录》卷八九，第五页。卷九○，第二页。）同年七月，哈烈等处头目沙哈鲁迷儿咱遣使臣马速等来朝贡驼马、玉石。（注：《明宣宗实录》卷九三，第四页。）此使臣是与哈密忠顺王的使臣一同来的，得到明廷的赐宴恩赏。马速等七月至京，次年三月陛辞回国。在京近九个月。如法虎儿丁真系哈烈的官方使臣，则宣德七年明朝来了哈烈的两个使团。《明史·西域四》哈烈传对这两个使团的记载是：“贵等未至，其贡使法虎儿丁已抵京师，卒于馆。命官致祭，有司营葬。寻复遣使随贵贡驼马、玉石。明年春，使者归。复命贵护送。赐其王及头目采币，是年秋及正统三年并来贡。”（注：《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8611页。）由此可知，《明史》认为马速使团是随李贵使团来朝的。明政府为法虎儿丁去世致祭，足见他是官方使臣。然李贵使团能在七个月内往返西域诸国吗？永乐十二年（1414）出使哈烈的陈城由陕西肃州卫出发，到过哈烈花费了整整九个月。李贵欲出使之地亦包括哈烈以外地区，且由京城出发，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由京城至哈烈往返一次。笔者以为，李贵在宣德七年并没有到达哈烈，很可能只是到达哈密，并在哈密碰上了哈烈使团，于是随哈密、哈烈使团一同回京。到了宣德八年三月戊辰，哈烈贡使马速辞归时，“上嘉其诚，遣中官李贵等送归，并赍敕往抚哈烈，赐沙哈鲁锁鲁檀及头目彩币有差。”（注：《明宣宗实录》卷一○○，第六页。）“往抚”一词，说明明廷欲使李贵正式到达哈烈，传达法虎儿丁去世的消息，抚慰哈烈国王。如此，宣德七年哈烈两次来使应是可信的。前面我们已论述了《明史·黑娄传》基本源于《明实录》的有关记载。然而，《明实录》上并没有提到此年有黑娄使团来贡，与黑娄音近的使团也只有这两个哈烈使团。因此，《明史·黑娄传》所记宣德七年黑娄来贡之事于《明实录》无据。前文已提到它可能出自《皇明四夷考》。后者又可能源自徐《会典》中所记宣德七年“哈喇”来贡事。
    我国史学前辈冯承钧、邵循正二位先生早在30年代就已提出黑娄即哈烈，并提出宜将《明史》中这两传合为一传。（注：布哇著；冯承钧译：《帖木儿帝国》序。邵循正：《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注（1），载《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页。）但他们均未对《明史·黑娄传》作进一步研究。通过对《明史·黑娄传》史料来源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明史》黑娄传主要来源于郑晓《皇明四夷考》中的黑娄条和《明实录》中有关黑娄（楼）的记载。
    （二）、《明史》分别为哈烈与黑娄立传，并非修《明史》者首创，至少可以上溯到郑晓《皇明四夷考》和《明英宗实录》。徐溥等奉敕撰、李东阳等重修的《明会典》中的哈喇、哈里两译名，在申时行等重修的《明会典》中演变成黑娄、哈烈，对此亦有着重要影响。
    （三）、《明实录》中黑娄与哈烈的译法区别，可能与哈烈来文时由高昌馆译审，时由回回馆的通事翻译有关。
    （四）、由于黑娄贡使入明必经土鲁番之地，并与该地使团一道入贡，这当是产生黑娄“地近土鲁番”误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