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项羽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司马迁在《项羽本纪》后论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他“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诸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另一方面又批评他不懂得谋略，“放逐义帝而自立”；迷信武力，“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从轰轰烈烈走向失败，然不知何以失败，至死不悟，这真是英雄的双重悲剧。而与这个悲剧恰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刘邦的喜剧。
    楚汉战争中，刘邦多次失败，以至父母、妻子都成了项羽的俘虏，为什么最后终于获得成功？司马迁虽然没有如同《项羽本纪》后论那样，集中地、明确地写出自己的看法，但通观《史记》全书，他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如《高祖本纪》后论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这里说的“承敝易变”，指的是变秦苛法。关于这一点，《高祖本纪》有具体而生动的记载：
    （汉元年十月，刘邦）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诸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这应当就是司马迁说的“承敝易变”的主要内容。项羽是“欲以力征经营天”，而刘邦是懂得人心向背对于政治活动的得失起着重要作用的，因而是懂得政治大局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败，竟是如此泾渭分明。
    这样的历史认识，司马迁在《萧相国世家》后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称赞萧何辅佐刘邦，“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这里，“顺流”一词用得很好，既形象，又深刻。这是顺民心之所向，在一定的程度上说，也是顺应历史潮流。
    刘邦在楚汉战争中获得成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承敝易变”，顺应民心，“顺流与之更始”，则是最根本的原因。善于用人，是刘邦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以往的许多论著讲得不少了，这里不再重复。
    楚汉战争是秦汉之际的重大事件，其间得失成败当然不只是项羽、刘邦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才能、品质、性格的较量。唯其如此，我们从司马迁所总结的这一出历史悲剧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而对于刘邦来说，楚汉战争中的胜利，也只是初步的成功；他的更大的成功，是要在完成对于西汉政权的巩固之后才能获得。
    三
    汉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制订了什么样的国策？
    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得最丰富、最精采的部分，也是他对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总结得最深刻的部分。因此，本文不可能对司马迁所作的这一总结作比较详尽的评论。这里，我想指出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司马迁对汉初统治者所制订的并历经几代连续贯彻的基本国策的记述与评价。
    我想先讲一讲陆贾这个人，因为他跟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有极大的关系。陆贾是楚地人，以有辩才而从刘邦定天下，深得刘邦的信任。司马迁记下了他在汉初所做的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
    （汉初定）陆贾时时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迺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以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秦）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迺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纪·郦生陆贾列传》）
    可以想见，这在当时是何等庄严、深沉而又富有生气的场面！值得注意的是，刘邦这个人的文化素养并不高，有时还带有几分无赖习气，但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家，不象项羽那样“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因而能够采纳臣下的合理建议。他命陆贾总结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实在是一个极其英明的决定。汉初统治集团，以皇帝为首这样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西汉初年乃至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制订和贯彻，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陆贾说的“以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话，跟后来贾谊说的“取与守不同术也”的话，是相通的。从这个历史的联系中，可以窥见汉初知识分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代治国方略上，有不少共同的认识，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陆贾《新语》十二篇，今存。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但也有认为是大致可信的，我倾向后一种说法。十二篇中的第四篇即《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是否可以认为，“无为”、“宽舒”、“中和”，既是对秦朝“用刑太极”政策的否定，也是直接影响到西汉前期基本国策的理论根据之一。汉初统治者内部在政治上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有朝廷同异姓封国的斗争，有刘氏集团同诸吕集团的斗争，有同姓封国同朝廷的斗争等等，但“无为”、“宽舒”、“中和”为理论根据的基本国策却相沿未改，在较长的时期里得到了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