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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司马迁正是通过《封禅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汉武帝统治时期盛世表现背后的阴暗面，汉武帝的这些愚蠢行径使他看到了“物盛而衰”的历史变化。这种历史变化，已不只是表现为对于神仙的笃信和求访，而是人世间的活生生的反映。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描绘了汉武帝即位后不久，西汉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而达到的繁荣局面，可谓一派盛世景象。但他接着就写道：“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来看待和解释这种变化，即他说的“物盛而衰，固其变也。”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正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统治固有矛盾发展的结果；武帝不同于高祖、文景，因为他处在这个矛盾发展的新的阶段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最高统治者的变化，不应看作是上述变化的原因，而恰恰是这个变化的一部分。但是，最高统治者的变化因其所处地位的特殊性，他的变化必然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变化。司马迁虽然还不能科学地说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毕竟是十分敏感地观察到了这两种变化。他在概括地描绘了社会的变化之后，又从一些具体方面揭示了“物盛而衰”的种种表现。如：由于通西南夷道和筑卫朔方，弄得“府库益虚”；由于对匈奴的连年用兵，“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由于置赏官武功爵，“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由于“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由于“有腹诽之法比”，于是“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以及“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等等。这些现象是以前所没有的，或者虽然有但却没有显露得如此突出。当然，武帝时代的西汉社会比惠、高、文、景时代的西汉社会是向前发展了，于是新的社会问题也就跟着产生了。司马迁以朴素的辩证思想来说明他看到的这些变化，认为：“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他当然还不能完全跳出循环论的窠臼，但他毕竟敏感地揭示了社会的变化，于盛世之中看到了新的社会问题。这些变化，这些问题，因不可完全视为盛衰之变，但也确实包含着盛衰之变。唯其如此，司马迁才给后人留下了永远值得思考的历史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