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显然十分重视这一历史经验。他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到它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它的实际效果。他在《吕太后本纪》后论中指出：“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太后本纪》所记述的史事，大多是关于诸吕同刘氏宗室及开国功臣争夺权力的斗争，是关于吕后在这个斗争中的种种残酷手段。从上文所引司马迁语来看，说明他在总结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功过得失时，没有局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而着眼于这一时期的总的社会发展趋势。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见识的非同凡响之处。而所谓“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同刘邦废秦苛法，萧何“顺流与之更始”，陆贾提出“以逆取而以顺守之”的历史经验和“无为”的主张等等，是一脉相承的。这里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国策，即顺应民心，与民休息。这一国策在文、景时继续得到贯彻，所以司马迁一再称颂文帝的“盛德”：“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史记·孝文本纪》后论）。“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史记·孝景本纪》后论）。司马迁这样盛赞文帝是很有道理，因为正是在他统治的二十多年中，西汉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在惠帝、吕后时期“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对于文帝本人的政治才能和治国方略，司马迁有一段记载，写得平实、感人，使人能于细微处见其不平凡的政治家风度，兹录于下：
    孝文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便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文帝本纪》）
    从这里所列举出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文帝时期的政治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用了“海内殷富”这四个字，反映出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已完全摆脱了汉初那种“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贫困局面。这是自西汉建立至文帝时四十余年中的根本性变化。从惠帝、吕后时期的“无为”到文帝时期的“以德化民”，这也是基本国策的一脉相承。可见，汉初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确与这一基本国策的正确制订和长期延续有极大的关系。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一国策的延续性在大臣中的反映。史载，曹参代萧何为相，不理事，遭到惠帝斥责，曹参解释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史记·曹相国世家》）惠帝认为曹参说得对。曹参是刘邦旧臣，对刘邦和萧何的政治举措自然了解至深。从刘邦的“承敝易变”、萧何的“顺流与之更始”，到惠帝、吕后的“无为”和曹参的“遵而勿失”，这正是秦汉之际封建皇朝政策转换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是“易变”和稳定的统一。汉初统治者的成功之处，是他们比较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一政策转换中的两个不同的环节；而司马迁的高明之处，是他完全洞察了这种“变”与不变的政治举措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故而能对它们进行深刻而生动的总结。然而，司马迁的这一总结并不限于此，他还引用当时的民谣来说明上述国策的连续性在民间的反映：“萧何为法，顜若划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又说：“曹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曹相国世家》）。这是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当时的民谣和评价曹参的思想与做法，是历史经验的形象的表示和理论的概括的统一。
    以上这些，说明司马迁是从秦的酷法役民到汉的“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一政策的变化，来总结汉初统治者是如何巩固统治、发展社会经济的。不论是处置封国问题，还是解决民族矛盾问题，汉初统治者都没有改变“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这就证明汉初统治者是真正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史学家，他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重大的历史经验，并在《史记》中一再反映出来，其深意所在，可以想见。这就是他总结历史经验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历史，他还以此来观察现实。他对于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的认识，正是他上述历史认识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四
    极盛时期的汉武帝统治面临着什么新的问题？
    这是司马迁所亲身经历的历史变化。应当说，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最富庶、最强大的时期。如他自己所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史记·太史公自序》）。“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马迁就诞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谓生当其时。古往今来，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汉武帝统治时的盛世讴歌备至。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身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却没有陶醉于对盛世的歌颂。他以一个冷静的、负责任的史学家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盛世表象后面的社会问题，并在《史记》中有所记载，从而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识和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于盛世之中洞察到事物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当从《史记》的《今上本纪》、《封禅书》、《平准书》等篇中看得尤其突出。可惜《今上本纪》已佚，今《史记·武帝本纪》为后人以《封禅书》所补，所以我们只能以《封禅书》和《平准书》作为主要根据来考察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司马迁在《封禅书》后论中说：“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八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十分清楚，他是要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揭露方士祠官的虚妄和笃信鬼神的帝王们的荒诞。《封禅书》除记述了历代的封禅活动外，主要落笔在对汉武帝笃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讽刺上。篇中说到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先后为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的一再耍弄而执迷不悟，以至于“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亦遣，冀遇之”，达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篇末有几句带有结论性的话是：“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这无异是说，入海求仙，不过是一出出闹剧而已。汉武帝本人虽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厌恶，但还是抱着希望，能够见到神仙。由于皇帝的笃信不改，毒化了社会风气，相信神仙的人愈来愈多，但那结果不是十分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