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意大利政府头疼的黑手党，其历史就不是从政治统一开始。黑手党是一个西西里词汇， 原 意是“大胆”“勇敢”的意思，当初是一个地道的巴勒莫词汇。从1863年朱塞佩·里佐托的 方言喜剧《神甫住所的黑手党人》上演后流行开来（注：贾科莫·德沃托、吉安·卡尔洛·奥利：《意大利语词典》（Giacomo Devoto e Gian Ca rlo Oli,Il Dizionario della Lingua Italiana），莫尼耶出版社1990年版。）。两年后，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 件中，首次将它称为一个恶性的犯罪秘密组织。关于这个词的来源还有种种说法（注：克莱尔·施特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Claire Sterling,Octopus: The Long Reach of the International Sicilian Mafia），诺顿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6 -47页；黄昌瑞：《黑手党：意大利社会的不治之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A.尼古拉·卡雷洛：《北方问题：意大利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南方的欠发达》（AdrianNicola Carello,The Northern Question:Italy’s Participation in the European Econ o mic Community and the Mezzogiorno’s Underdevelop ment），特拉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 版，第124页。马尔切洛·弗洛雷斯、尼古拉·加莱拉诺：《现代历史导论》，第158-159 页。）。作为一 个术语，尤其是作为官方定义的恶性犯罪组织的“黑手党”产生于政治统一初期，但这种组 织的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和“南方问题”息息相关的生态问题，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意大利自然条件是世界几大古 典文明中心最差的。意大利山地面积占38.7%，丘陵39.7%，平原21.6%，在欧洲共同体国家 中，只比希腊好一点。南方在希腊人和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是比较成功的 。但是在其他时间，南部人没有很好利用、甚至滥用环境资源。这些“过程或许在本质上是 物理方面的，但是它们的加剧和重复出现，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是由于人类的干预” （注：拉塞尔·金：《意大利工业地理》，第8页。）。坎代洛罗指出，意大利环境恶化滥觞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加剧，此后时好时坏 几乎直到今天，成为意大利许多地区的真正的祸害（注：乔治·坎代洛罗：《意大利近代史》（Giorgio Candeloro,Storia dell’Italia Modern a）第11卷，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经济上也是如此。公元11世纪以前，南部作为阿拉伯-拜占庭文化区域，发展程度比加罗 林 -蛮族统治下的北方要高。甚至10至13世纪的南方和西西里岛也是意大利最繁荣的地方， 当阿马尔斐共和国的船只跑遍整个地中海的时候，佛罗伦萨只是一个孩子（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150页。）。但是几乎在同 时，北部开始工业化，工业北部、农业南部的格局初露端倪。北方相应形成由自由职业者、 工商业企业家和工匠组成的复杂社会结构，南部逐渐形成一种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简单的社 会结构。除了由于意大利经济过于早熟，17世纪经济陷于衰落时期（注：卡尔洛·齐波拉：《意大利的衰落：一个完全成熟的经济案例》（Carlo Cipolla,“TheDecline of Italy:The Case of a Fully Natured Economy”），《经济史评论》（EconomicHistory Review）第5卷，1952年第2期，第178-187页。），南北差距有所缩小外 ，差距再也没有缩小过。
    总之，影响“南方问题”的不少因素都可以追溯到统一以前，南北方总的历史发展轨迹是 ：在农业文明时代，南方明显比北方发达；在工商业文明时代开始后，北方比南方占有优势 。除非遇到经济衰退的情况，这种态势再也没有颠倒过来。
    “南方问题”包括多种内容，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问题的基础 。“如果要对国家南北两部分和社会的发展作一个评价的话，应该说南北不平衡在19世纪前 60年最为严重。”（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意大利经济史：从统一到今天》，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61页。）国家统一时，北部人口占全国的44.5%，南部占39.1%；牛的存栏量北部 占46%，南部19%；比珠产值北方88%，南部3%；呢绒业北部62%，南部25%；人均道路里程和 识字率北方45.%，南部25.9%（注：卢恰诺·卡法尼亚：《意大利经济二元主义起源讨论》（Luciano Cafagna,“Discussionof the Origins of Italian Economic Dualism”），G.费代里科主编：《1870年以来意大 利的经济发展》（Giovanni Federico,e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taly since 187 0）， 爱德华·埃尔加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635页。）。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南北差距已经不小。“政治复兴”完 成后，意大利开始进行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复兴，成就巨大。据格尔申克隆研究，意大利 的工业生产在1881-1888年达到国家统一后第一个发展高潮，工业年均增长率4.6%，1896- 1908年为第二个高潮，增长率6.7%，1881-1913年为3.8%（注：A.格尔申克隆：《经济落后的历史问题》（A.Gerscenkron,Il Problema Storico dell’ Arretratezza Economica），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1965年版，第75页；乔治·坎代洛罗： 《 意大利近代史》第7卷，米兰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1951-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率5.5%，1958-1963年间达到6.3%（注：马可·梅里吉：《19世纪以来至今的意大利北方简史》（Marco Meriggi,Breve Storia d 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dall’Ottocento a Oggi），多尼泽利出版社1996年版，第23 -24页。）。在1951-1963年，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 一番，工业生产总值翻了两番还要多（注：卡特林·布里斯：《意大利史》（Catherine Brice,Histoire de L’Italie），阿斯捷出 版社1992年版，第443页。）。在国际范围内，1950-1960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率是5.9%（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Valerio Castronovo,L’In d ustria Italiana dall’Ottocento a Oggi），阿诺尔多·蒙达多里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 -276页。），次于西德的7.8%，日本的7.3%，但在1958-1963年间的增长高峰 期 则仅次于日本的11.1%，为欧洲最高。从更长时间看，1950-1996年意大利年均国内生产总 值增长率为3.4%，在欧洲次于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为3.7%），在亚洲次于日本的5%（注：维拉·扎马尼：《从工业革命到欧洲一体化》（Vera Zamagni,Dalla Rivoluzione Indus triale all’Integrazione Europea），磨房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考虑到1861-1951年间意大利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9%-1.1%（这还是经过学 者重估原中央统计局0.8%后得出的数字）（注：乔瓦尼·费代里科：《1860-1940年的意大利：一个所知甚少的成功故事》（Giovanni F ederico，“Italy,1860-1940：A Little-Known Successful Story”），《经济史评论》 第 49卷，1996年第4期，第764、767页。）的事实，以及意大利能源缺乏等不利条件，可以 说意大利是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是“奇迹中的奇迹”，与亚洲的日本成为这个 时期工业化的双子星座。
    现代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呈现出鲜明的地区特点。1889-1893年间 ，西北部皮埃蒙特、里古里亚和伦巴第的人均工业产值分别为135（全国平均为100）、185、1 95，西北地区共计169；东北部和中部的威尼托、埃米利亚、托斯卡纳、马尔凯、翁布里亚 和拉齐奥分别为112、85、115、76、102、100，整个地区为100；南部地区阿布鲁佐、坎帕 尼亚、普利亚、巴西利卡塔、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岛、撒丁岛分别为49、100、75、47、49 、81、83，整个地区为78。西北部超出全国平均水平69%，其中伦巴第几乎超出1倍（95）；中 部地区和全国持平，有两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南部地区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8%，西 北部的46%，7个地区中只有1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3个低于全国水平50%（注：A.G.埃斯波斯托：《意大利工业化和格尔申克隆的“大推动”：地区分析》（Alfredo G. Esposto,“Itali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Gerschenkronian‘Great Spurt’：A Re gional Analysis”），《经济史杂志》第52卷，1992年6月第2期，第356-357、357-361页 。）。同期各地区工 业产量占全国的份额是：西北部40.9%，东北部、中部31%，南部是28%；人均年工业产量增 长率相应是3.8%、1%和0.2%。可见，南部工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北部仍然在发展。而且 这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何况在工业高涨时期呢。和1911年的情况进行对比，更加清楚：3个 地区工业产量占全国的份额，北方从40.9%上升为54%，中部从31%下降为28.8%，南部则从28 %下降到17%；人均工业产值，北方从169上升为236，中部为100，南部则从78%下降到53%； 从 具体工业部门来看，南部和北部的差距也在继续扩大（注：A.G.埃斯波斯托：《意大利工业化和格尔申克隆的“大推动”：地区分析》，《经济史 杂 志》第52卷，1992年6月第2期，第357-361页；维拉·扎马尼：《意大利工业化与地区不平 衡：焦利蒂时代回顾》（Vera Zamagni,Industrializzaione e Squilibri Regionali in It alia:Bilancio dell’Età Giolittiana），磨房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189页。）。直到1994年中央统计局数字表明， 北部、中部和南部贫穷人口占各自地区人口的比例为4.5%、6.7%和22%（注：保罗·金斯伯格：《当代意大利：家庭、市民社会、国家1980-1996年》（Paul Ginsbor g，L’Italia del Tempo Presente:Famiglia,Società civile,Stato,1980-1996），埃依 纳乌迪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对于意大利南方 来说，工业化进程如同16世纪海道大通对意大利的命运一样，打击都是致命的。
    南北方分离主义的发展是“南方问题”政治方面的表现。意大利的历史分多合少，生活在1 3和14世纪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意大利”这个单词（注：特里萨·汉基：《但丁时代公民对意大利的感情》（Teresa Hankey,“Civies Pride ver su s Feelings for Italy in the Age of Dante”），转引自A.P.史密斯主编：《中世纪欧 洲人》（Alfred P.Smith,ed.,Medieval Europeans），麦克米兰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西西里是南方分裂 主义的大本营。马克思写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和任何其他人民像西西里 和西西里人那样，受到过如此痛苦的奴役、政府和外来压迫、进行过如此不倦的争取自身解 放的斗争。”（注：马克思：《西西里和西西里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第49页。）在西西里人眼里，“国家是敌人，无论它是诺曼征服者，还是波旁国王，抑 或是现代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德烈亚·费诺基诺·阿普利雷领导的分裂运动坚 持了4年多（1943-1948），分裂主义达到高潮。“北方联盟”的崛起集中体现了北方的分裂 主义传统，“南方问题”的久拖不决，唤醒了北方中世纪培养起来的自治传统，抛弃政治复 兴运动先哲们关于统一国家的理想。“北方联盟”的目标是实现区域自治、特别是财政和政 治-行政自治。1993年的全面抽样调查组表明，虽然“非常赞同”“在我们地区征收税款的 大多数应当用于原地”的人数不到一半（43%），但是对此持“强烈赞同”的北方联盟的投票 者几乎达2/3（63.6%），同意“最好是北方与中部和南部分裂出来”观点的人有19%，而在北 方联盟党人中，这个百分比是34%（注：萨尔瓦托雷·塞基：《正在解体的意大利：90年代的意大利》（Salvatore Sechi,Decons tructing Italy:Italy in the Nineties），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281- 285页。）。
    有组织犯罪是“南方问题”在社会方面的重要表现。黑手党能够从中世纪经过近代一直延 伸到现代民主社会，关键因素在于它植根于南部的土壤之中，其对暴力的滥用击中了现代民 主社会的要害。意大利的国家机器本身也有问题，它们和黑手党经常进行权钱交易，形成 了“在地方社会和政治家之间的中间人是黑手党，在和黑手党与国家机构之间的调停人是政 治家” （注：保罗·金斯伯格：《当代意大利：家庭、市民社会、国家，1980-1996年》，第378页。）的局面。“1860-1924年间没有一个被选进议会的西西里政客没有打上黑手党的烙 印。”（注：罗萨里奥·波马、恩佐·佩罗内：《黑手党：爷爷与孙子》（Rosario Poma and Enzo Pe rrone,La Mafia:Nonni e Nipoti），瓦莱基出版社1971年版，第50页；转引自克莱尔·施特 林：《章鱼：国际西西里黑手党伸长的触角》，第47页。）现在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意大利法官把黑手党称作“社会的癌症”。
    文化、种族和宗教因素在“南方问题”中的影响不可忽视。1860年10月，政府特使法里尼 从南方写信给首相加富尔说：“多么野蛮！这里哪儿是意大利！这是非洲：和这些农民相比， 连贝都因人都是文明道德的花朵了。”（注：《加富尔通信集：南方的解放和意大利王国的形成》（Carteggi:La Liberazione del Me zzogiono e la Formazione del Regno d’Itali）第3卷，博洛尼亚1955年版，第208页；转 引自D.福尔加斯、R.拉姆利：《意大利文化研究》（David Forgacs and Robert Lumley,eds .,Italian Cultural Studies），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1992年4月，“北方联盟”的领导人翁贝托·博西 在评论当年议会选举时说：“北方选择了联邦主义和欧洲，南方选择了非洲和法西斯主义。 ”（注：《共和报》（La Repubblica）1992年4月7日。）从法里尼到博西，虽然时代相差遥远，不难看出南方与北方文化心理差异的某种继承性 。19世纪后期，随着资产阶级刑法人类学派创始人切萨雷·隆布罗索学说流行，从人种差异 研究犯罪问题，解释意大利南北差异，认为南方种族比北方种族低劣。这个观点并不科学， 但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以致《意大利百科全书》也认为，种族差异是导致南北差异的首要 原因（注：《意大利百科全书》第23卷，第150页。）。国家统一后天主教加强了对南方农村的控制，希冀“复兴”天主教昔日的权威。主 要代表农业文明时代价值观的天主教，长期抗拒现代世俗国家和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加 剧了南方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