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规模南方发展计划。1950年8月10日意大利颁布了第646号法律，政府草拟了一个 南方公共工程10年计划，配置1万亿里拉资金，每年投入1000亿里拉。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 “南方公共事业特别工程基金局”。最初5年主要投资农业（占基金的75%）和基础设施，后5 年侧重于工业化政策（注：维拉·扎马尼：《从边缘到中心：1860-1990年意大利第二次经济复兴》（Vera Zamagni ,Dalla Periferia al Centro:La Seconda Rinascita Economica dell’Italia 1861-199 0） ，磨房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页。）。参与该计划的还有国家银行和一些信贷机构。最有名的信贷机构有 这 样3家：意大利南方经济发展银行、西西里工业投资地区银行和撒丁工业信贷银行，它们在1 953-1959年间在南方投入资金达1920亿里拉。1965年，政府开始考虑将南方开发纳入国家 一般经济计划，即第一个5年计划（1965-1969）。1965年6月26日颁布第717号法律、1967年 颁布第1522号共和国总统令和1971年第853号法律等，延长南方基金局达6次，多次增加拨款 数量。1984年8月6日颁布共和国总统令，对存在35年的南方基金局进行清算，由南方发展促 进公司和其他机构取而代之，这“标志着意大利政府对南方的干预开始向综合性和常规性转 变”（注：罗红波：《意大利南北发展不平衡及其启示》，《欧洲》1997年第1期，第67页。）。尔后政府还不断颁布一些法律法令，调整和扩大对南方的干预，并使其更加科学化 、合理化，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南方开发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到1 975年已经建立了25个较大的工业区和18个较小工业中心。1957-1975年南方基金局总共投 入84，330亿里拉（1975年价格），到1984年清算该局时超过100万亿里拉；到1978年欧洲投资 银行投资3.3万亿里拉；国有工业企业和控股公司也大量投资，仅伊利公司一年就在南部投 入6490亿里拉（注：马丁·克拉克：《现代意大利，1871-1982年》（Maritin Clark,Modern Italy,1871-1 982），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359页；朱塞佩·马马雷拉：《意大利当代史，1943- 1998年》，第163页。）。1957-1965年国家参与制企业投入16，550亿里拉，占南方同期工业投资 的50%（注：戎殿新：《意大利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西欧研究》1988年第4期，第37页。）。1951-1973年南部地区投资增长幅度几乎和“工业三角”地区持平（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295页。）。1951-198 5年南方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业从业人口从占57%下降到18.7%，1985年工业人口 占就业人口24.2%，增加不多，但是第三产业人口达到57.1%。在南部国内生产总值中，工业 （含建筑业）1984年达到29%，农业10.3%，表明南部初步具有了一些现代经济的特点（注：罗红波：《意大利的计划与市场》，《欧洲》1993年第3期，第45页。）。南部 农业社会开始消退，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形成。看来，“尽管中北部和南部的差距在这些 年（20世纪80年代）扩大了，但是国家的这两个地区都经历了经济增长”（注：F.P.S.科斯托里斯：《意大利：隐蔽的经济--意大利经济的结构问题》（Fiorella Pad oa Schioppa Kostoris,Italy:The Sheltered Economy--Structural Problems in the I talian Economy），克拉伦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不过，南方问题可能被抑制住了，但肯定没有解决。1950-1958年南方人均收入年均增长 率为3.8%，中北部为5.9%，即使加上“经济奇迹”年份，1951-1963年间南方达到6.9%，中 北 部为6.7%（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333页；路易萨德罗萨： 《战后意大利经济》，第112页。），高出0.2个百分点。而这可能是南方经济在战后以来的最佳表现。50年代初的 官方调查表明，北部的贫困人口为1.5%，而南部大陆地区为28.3%，西西里和撒丁为24.8%。 南方人均国民收入在全国的份额从1951年的47.7%下降到1959年的46.6%。意大利南方人均国 民生产总值在1951-1955年间为中北部的56%，1971-1975年间上升到62%，1986-1988年又 下降为58%。1987年以欧共体12国人均国内产值为100，意大利全国为104，最发达的伦巴第 地区达到137.3，最落后的卡拉布里亚为58.7%；中北部的就业结构为：农业8.2%，工业33.1 %，第三产业58.7%，南方的相应数字为17.4%，21.1%和60.9%。意大利中央银行估计，南部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47-1983年间增长3倍，相当于中北部20年前的水平（注：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18世纪到今天的意大利工业》，第294页；维拉·扎马尼： 《从边缘到中心：1860-1990年意大利第二次经济复兴》，第471页；罗红波：《意大利的 计划与市场》，《欧洲》1993年第3期，第45页；简·施奈德主编：《意大利的“南方问题 ”：一个国家的东方主义》，第206页。）。意大利中央 统计局一组最新的数字显示：2000年意大利全国贫困家庭（每个家庭月均消费156.9万里拉以 下）为270.7万个，占家庭总数的12.35%（1999年为11.9%），北部、中部和南部分别占当地家 庭总数的5.7%、9.7%、23.6%。2000年依据主要财产和服务确定的绝对贫困家庭占全国家 庭总数的4.3%，即95.4万户，共计293.7万人。南方集中了70.7%的绝对贫困家庭。这些家 庭多为5人以上，至少一个家长是低文凭和老年单亲家庭。另一组中央统计局的数字为，200 0年意大利每个家庭平均每月花费4216，844里拉，比1999年增长4.3%，北部家庭增加5.8%， 南部家庭增加4.6%，差距是每月120万里拉（注：米兰《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2001年7月31日；2001年6月22日。）。
    总之，从南方问题浮现出来后，意大利历届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既加剧了南北差距，又不 同程度地为缓解这种差距做出了努力。焦利蒂时代，特别是战后经济奇迹以来的成绩最大， 意大利南部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有了 较大幅度提高。有的史学家认为南方没有经过工业化阶段就进入了“后工业社会” （注：罗萨里奥·维拉里：《南方问题》（Rosario Villari,La Questione Meridionale），199 9年5月10日在那波利“詹巴蒂斯塔·维科”文科中学的演讲。）。但是 ， 南北差距并没有缩小，更没有消除。正如两条平行线，通过一个世纪的实践，既向正方向延 长，也向反方向伸展，但是并不成比例，更不会相交，从而构成发达国家中一幅独特的地区 发展景观。
    三、几点启示
    意大利南方问题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是意大利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发达国家中最 大的地区发展问题，被一些学者称为“困难的现代化”的“经典案例”。
    意大利“南方问题”至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这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1）发展不 平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现象之一。有发展就会有不平衡，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造成的发 展不平衡尤其突出。农业文明造成的不平衡，因时间跨度很长，几乎不被人察觉。实际上， 世界五大古典文明中心就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工业文明浓缩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把不平 衡发展推向极致，赫然显现在人们眼前，七大工业国本身就是农耕世界发展不平衡的结果。 五大文明中心和七大工业国，在不平衡发展意义上没什么区别。但是工业文明毕竟与农业 文明有本质的区别，它对发展平衡问题的影响更大，需要倍加关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为不 平衡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切不可重蹈覆辙。（2）地区平衡发展问题是透视一个国家现代 化进程的窗口。不少欧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地区发展不平衡阶段，不过像意大利这样的弹丸 之地，长期存在着南北差距，涉及的面积之广，人口之多，问题之复杂，影响国家现代化建 设如此巨大，甚至可能断送统一民族国家命运者，实在不多。这就跟当年欧洲启蒙思想家认 为共和制度不适合大国，但作为大国的美国偏偏建立了共和制度给人们的惊喜一样，作为弹 丸小国的意大利居然存在这么大的地区不平衡问题，给人的惊异也不小。意大利“南方问题 ”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地区发展问题，它的解决还遥遥无期，的确应该透过这个窗口认真 审视这个问题。（3）工业化造成的地区不平衡，只有政府力量才能够加以制约。工业化在人 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在最短的时间里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的崭 新文明形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地区不平衡。这实际上是一 个工业问题，是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工业政策问题。历史文明大国意大利解决南方问题的诸 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4）地区平衡往往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解决不好就会上升为政 治问题。意大利“南方问题”最初只是一个一般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但是国家闪电式的 统一和政府奉行重点工业化的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并日益作为政治问题被凸显出来，威 胁统一国家的存在，成为意大利政治家的大包袱。（5）长期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会导致严重的 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意大利以黑手党为代表的黑社会势力比南方问题 的历史悠久，但其迅猛发展则和南方问题的长期存在分不开，现在反过来成为南方问题的重 要内容之一。黑手党的历史表明，没有健康的社会氛围，现代民主政治、法制都会流于形式 ，现代经济秩序也会受到干扰。邪恶势力就会成为真正的“社会癌症”，威胁那些处于社会 转型阶段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