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身分等级制与多元价值观
    不同的社会资源和利益集团形成了多元性质的社会结构，各等级在献身于各自职业的活动 中，形成了许多现代化工业社会迫切需要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为多元追求、各得其所的多 元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
    第一，献身于自己的职业与奉公途径、人生理想相结合，奠定了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的基 础。“武士之子，武士之父母养之，教以武士道，成武士；商人之子，商人之父母养之，教 以经商之道，成商人。”[28]既无绝对的高贵者，也无绝对的卑贱者。商工业者虽居身份等 级制底层，但也以自己的职业为骄傲，不少商人认为：“较之公卿与大名，町人拥有许多金 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职业了”[25]士农工商都可以在自己有限的活动空间内建功立业，专 心致志于自己的活动空间，从而形成了多元思维方式和多元追求。不再集中于谋求高官高位 体现人生价值，不再集中于追求金钱以示成功。德川时代260多年的和平，社会经济的发展 ，各守本分、各得其所的多元价值观起了极大作用。明治时代，维新政府的核心领导人西乡 隆盛以及板垣退助、涩泽荣一等人，毅然辞官；明治政府中不少人能以较平常心态看待政治 权力，也与多元价值观密不可分。社会大众立志于在自己的活动空间体现人生价值，献身于 自己的职业，为日本的现代化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
    第二，多元追求，各得其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人人狂热地追求政治权力，或者 人人疯狂地追求金钱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权力之争，说到底乃是利益之争， 一直是人们争夺的焦点，武装冲突总是源于对财富的争夺。权力与财富合一的时代，少数人 为了一己私欲、私利，动员千千万万的民众共同介入并相互残杀，导致封建割据与封建混战 连绵不断，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农工商特被排斥在权力与权力斗争之外，专注于自己的 活动空间，对权力者的争斗视而不见，不再成为争权夺势的工具和改朝换代的殉葬品；因权 力争夺而引发的冲突、撕杀，成了武士内部各集团间小规模的、有限的行动。“武人跋扈的 社 会里，有离合聚散，盛衰兴亡，但在人民的人民社会里，却没有任何变化，……在人民的心 目中，王室与武门并无区别，武人社会的治乱兴衰，对人民来说，无异于天时气候的变化， 只有从旁观其演变而已。”[2]此外，武士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力，断绝了他们介入经济领 域和以权力谋求财富的企图，为权力市场化设置了巨大障碍。德川时代的日本，基本保持相 对清廉的社会环境，恐怕也与各得其所的多元思维方式有关。
    第三，职责与义务、职业与忠孝相结合，奠定了现代社会职业体系的基础。石田梅岩强调 的主题就是了解自己的职业，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业，认为职业观念与忠诚孝行的中心价值 高度关联，职业是表现忠诚孝行的手段。通过日常工作履行职责义务，做好日常工作就是忠 诚 和孝行，职业日益成为履行应尽义务的手段。太宰春台说：“不能掬粪水不能成善农，不断 筋脉不能成善工，不伤肩臂不能成善贾，不踏死地不能成善士。”[29]熊泽蕃山说：“世 上人只要乐于各自职分，虽身劳而心犹乐。”[30]贝拉也认为：“德川时代已出现了现代型 的职业体系的萌芽。……主要的身份集团--武士、农民、手工艺人和商人，在某种意义上 显然属于职业集团。因此，从其在‘封建的’等级制中所占位置的意义上讲，履行其身分的 义务几乎是在不知不觉地跟完成其‘日常工作’的义务融汇在一起的。”[31]
    第四，多元追求、各有所得，增强了国民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感。社会的发展离 不开公众的参与，社会的不平等、收入的严重集中化，必然会强烈地阻碍公众对发展的参与 ，助长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身份等级制以多元分配社会资源为前提，各等级都有自己的社 会资源和活动空间，社会呈现相对平等的状态，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民，也能通过自己的 社会资源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武士阶级普遍贫困之时，农民手中却保有越来越多的剩余 产品，“明治初年依然有三分之二的农民保有土地”，表明生产力还有发展的余地。德川时 代耕地面积增加近两2倍，粮食产量增加4倍多；明治以后半个世纪就走完了西方国家二、三 百 年的路程，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国民广泛的积极参与，没有国民强烈的责任感， 这些成就能取得吗？
    第五，连带责任制增强了国民的团队意识、归属意识和公共责任制。为加强统治，幕府在 全国城乡都建有“五人组”制度，即以相邻五户编为一组。各小集团实行连带责任制，个人 向群体负责，群体对个人的过失或犯罪行为负责任。“如有未缴清年贡之逃亡者，则其年贡 之缴纳，应由五人组诸人负责。在年贡缴齐之前，米谷等物，一概禁止买卖”，“若有恶徒 发现，首先查究五人组；情节严重时，邻近诸人，亦须加以处分”，“村中如发现有歹徒奸 人，必须立即告发”，“若是隐匿不报，至为他人发现时，则一经查明，自五人组以至于村 长，均须处罪”[1]。在连带责任制下，社会成员普遍重视修身律己，以此作为正确履行职 责必备的条件，养成了对群体的归附意识和对群体负责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养成了严守 群体规范的习惯。严格遵守和执行生产流程和规范，以保证生产体系的高效率运行，这些现 代化工业生产对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早在德川时代已成为大众固定的行为方式。
    第六，确保权力，敢于斗争。武士独占政治与军事领域，严禁农工商介入；农工商也将经 济领域视为自己的专有物，不准武士染指。随着农工商内部组织与管理的完善、自治程度的 提高，特别是随着大量物质财富在民间的积蓄，民众的独立性日渐增强，武士企图介入经 济领域的行为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抗。这在农民身上体现得格外突出，据日本学者统计，15 99 -1867年，约发生农民起义1240多次，其中18世纪以后多达1050次，起义的主要背景就是确 保自身权力不受侵犯。200多持续不断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使民众养成了勇于斗争的精神 传统，这对日本政治近代化无疑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不让天下权力尽归武士”的身分等级制，打破了统治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身分、职业 、道德、多元价值与社会秩序的整合，确实巩固了德川幕府的统治。然而，更深刻的历史意 义还在于：
    第一，“使武士丧失在日本社会的任何功能”，“侵蚀了武士的统治地位”，[32]武士走 上了自我消亡的道路，这正是中下级武士成为倒幕维新骨干和主力的原因。
    第二，“商人农民想改身分固然不可能，但在积累私人财富，经营产业方面，却有充分发 挥其智慧的宽阔余地，很少受到阻碍”[2]，从而激发了国民对社会发展的参与意识，他们 创造出的“德川遗产”，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开辟了道路。
    第三，各等级在职业生活中形成的献身精神和多元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预先准备了许多 属于“现代化”的因素，为日本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