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是不断走向进步的。发展的观点，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改变。建立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古代社会，决不会比近代和现代社会更美好。就拿上古三代来说，尚处在中国历史的童年，那时人们抗拒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很小，生产力水平很低，生活条件很差，哪里谈得上美好呢？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既不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但也决不是要肯定历史上的一切。因为历史遗产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印记。它的存在虽然在当时具有其合理性，在今天也有可取之处，可是终究不是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不完全符合今天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全部接受下来；应该用分析鉴别、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这是历史主义区别于复古主义的重要标志。因为历史主义和复古主义都主张继承历史遗产，但是区别在于如何继承，是批判继承还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所谓批判继承，拿封建社会历史文化遗产来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将它区分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二是对于精华部分的吸收，也要有所批判。究竟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在取其精华时如何做到批判地吸收？这就不仅需要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一番认真的分析研究，而且需要对其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必要的消化和改造了。
    为了说明历史主义的批判继承不同于复古主义的全盘接受，兹举一例：作为封建道德规范之一的“忠”，可不可以继承？如何进行批判继承？在古代，所谓“忠”，就其本来的含义说，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时应该遵循的一种行为准则，并不仅仅是指臣民对待君主应尽的义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8）“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用，忠也。”（19）“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20）由此可见，臣民对君主，君主对臣民，人们相互之间，都存在着一个“忠”的问题。对于“忠”，如果不加分析批判，无条件地继承下来，当然是不妥当的。但是，如果对“忠”加以认真的分析鉴别，则可以看到，作为古代的一种道德规范，它也并非完全是糟粕，其中也有精华的部分。忠君，是糟粕的部分，应该抛弃；然而忠于民、待人忠诚，则是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这就是，对于它的精华部分加以消化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今天的情况。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发扬光大的吗？！可见，“忠”是可以继承的，但应该是批判地继承。总之，对于历史遗产，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是复古主义的表现；而批判地继承，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
    如上所述，虚无主义对历史遗产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复古主义对历史遗产采取全盘肯定的态度，这两者都是错误的。人们十分赞赏李政道博士说过的这样一段话：“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21）这段话说得非常全面和中肯。笔者认为：这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历史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对历史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而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22）那么，这是不是要将历史上的陈年老帐都不加分析、不作评论地摆列出来？绝对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并不是客观主义。
    客观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客观主义史学主张把历史现象统统罗列出来，不加分析，也不去评论。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没有偏见，其实并非如此。这种史学标榜客观，貌似公正全面，实际上充其量只不过是史料的堆集而已。
    近代德国历史学家兰克（1795—1886年），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应追求任何实用的目的，也不要加以评论，只需要对史料进行一番考订和排比，“说明事实发生的真象。”（23）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梁启超（1873—1929年），也是客观主义史学的鼓吹者。他认为研究历史不应该有现实的目的，而应该“为历史而治历史”，应该“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24）他还认为历史学家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能有自己的看法，不应表达任何爱憎之情，而应该“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就象镜子和天平一样，“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这才是忠实于历史。（25）从兰克和梁启超的史学主张中可以看到，客观主义史学的共同点，就是要求历史学家对待历史不偏不倚，不分是非，不加评论，无所褒贬。这是自欺欺人。事实上，无论是兰克，或者是梁启超，他们都具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都是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兰克一方面宣扬客观主义，另一方面却为十九世纪德国的现时政治服务。他担任过《历史政治评论》的主编，抵制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并且为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写过政治备忘录，供其施政参考。（26）梁启超一直宣扬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特别是“五四”以后，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虽然提倡写“纯客观的历史”，但是能否做到，自己也表示怀疑：“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27）可见，根本就没有纯客观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