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
    从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当代的希克斯经济理论着眼，再比照欧洲（尤其是英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状况来观察中国历史，可以明确地看到，明清中国社会是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然而然，所谓汉唐甚至战国以来中国社会就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也就是十分难以立足的。这一结论，不是出于作者的主观推断，而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即是“本文”的自身显现。
    1、货币关系与商品生产
    中国历史在宋代以后，由于经济部门都遭受到程度不等的蹂躏和破坏而经历了一个退步的时期。进入明代以后生产才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并且，出现了一些经济新因素。货币关系有了明显的作用的提升，以贵金属白银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确立了，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规定“天下税粮，全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14）洪武十九年又下“今年秋粮折输金银布绢”之诏。到了明代中叶，所有田赋、盐课、本税、丁徭等皆一律折银，（史称“一条鞭法）”。而且，这个办法从正统（公元1436—1449年）以后，却“概行于天下”，折征白银叫做“金花银”。
    “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余万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充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15）
    明代出现的这一情况，表示货币已在国家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一史实曾被认定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强有力证据之一，以顾炎武对之的总结“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16）为据确认货币地租已取代实物及劳役地租，其已不具有封建的本质特征了。其实，这种现象仅仅表明，到明中叶时税赋的计量方法有了方式途径上的改变，而未有实质上的突破，因为这种征税赋的实质依然是向封建国家缴纳税赋，未改其封建的“岁入经济的非市场经济”，货币关系的引入极其有限，根本就未能建立起货币职能充分体现出来的构架，则更不用说货币之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了。
    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也曾被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铁证。确实，不容否认，明清时代棉花的种植和纺棉织棉作为家庭手工业发展比较迅速。如松江一带就是明代一个主要的棉花和棉布产区，向有“布薮”之称，其所生产的棉花和棉花是“北鬻秦晋，南运闽粤”，正如明末叶梦珠说的：“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江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而民间赋税公私之贵、亦赖以济，故种植之广与税稻等”。而秦晋湖广浙赣闽粤的“富商巨贾，操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17）此种盛况直保持至清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也有反映，记载了其时“棉花种遍天下”，而“织机十室必有”。（18）似乎以此观之，有了与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而纺织业率其先的同性表征，但是，中国明清时代棉植与棉纺业的发展，其组织形式却并未突破传统格局。
    “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苟言公私之扰，则自以为事，无怨尤者。……妇女{K1A803.jpg}饷外，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至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红女有力焉”。（19）
    可见，棉植与棉织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地利因素与家庭经济调济因素的作用而存在的；另一方面，走的仍然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老路数，那就是小农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因而，这种分布点在全国愈是广泛，就愈是缩小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国内市场的范围。并且我们知道，雇工市场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已经萌芽的大表征。在西方（尤其英国），率先突破封建生产方式的行业，同中国一样也是纺织业，雇工制度也最先存在于斯。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棉纺织业虽然发展了，取道却由家庭手工业这种完全传统的途径。因而有的论者指出：“在棉纺织业中，无论是从小生产者分化的途径，还是从商人投资生产的途径。都没有发现资本主义萌芽，这绝不是偶然的”。（20）这是因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产生的“向心力”，自然地构成了封建经济修复机制的一部分，而产生不出“离心力”——从封建社会分化出来的力量。
    2、商业
    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市场的形成，促进资本主义从封建经济中萌生出来。在英国，纺织业作为领经济发展之先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行业，一方面是因为广泛的国内市场的形成的刺激，更多的则是出口的刺激，因而是在一些滨海城市如曼彻斯特、伦敦等地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市实际上转变为外贸生产基地，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先河。而中国在明清时代，由于各地普遍存在着一些小市场，其状况多如安徽宁国县的那样“为农产之区，土产甚富，足以供给，无商货经过”。（21）故难以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即使市场较为发达的地方，则多是封建的政治中心地带，明代同以往一样，国内市场最重要的仍是京都——南京，其财商贸之盛，“百物皆仰给予贸居”；（22）而当京城移置北京后，则中心速移至此，四方之货，络绎捆载，“殷殷隆隆，……充稻错峙。”（23）因此中国往往因政治气候而产生市场中心移置是封建中国市场的一大特点，显然与西欧各国不同；同时，明清时代，城市手工业亦根本没有获得海外市场的生机。明初曾一度采取严格的闭关政策，一举切断了长期在市舶制度下与阿拉伯等国的贸易关系，并把“通蕃下海”悬为厉禁，以至海外贸易者要假冒贡使名义才能进行贸易。明中叶因皇朝使臣郑和的七下西详，打开了一些海外市场，但是“明代的对外贸易无论在贸易的内容上，在贸易的数量上以及在通商的范围上，都远逊于宋元两代的市场贸易”。中国商人虽不断“通蕃下海”，运贩于南海诸国，但“外国商人来华者较少，而过去长期与中国通商的波斯、大食等国的商人来者更少，进口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亦远不及过去，所以总的说来，明代的商业是发展不大的，对外贸易更是相对衰落了。”（24）而到了清代，外国商人来叩国门，中国尚且拒人于千里之外，乾隆时两广总督李俦尧奏定的“防范外夷规定”五项，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所持的抵制态度：“夷商在省住各，应请永行禁止也；”“夷人到粤，令寓住行商管东稽查也”；“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也”；“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请永除也”；“夷船收泊处所，应请酌拔官员弹压稽查也”。（25）如此态度，哪还谈得上谋求海外市场！中国市场的这种特点，恰恰与西方的市场发展呈反方向，从而使资本主义的萌芽缺乏了最基本的市场刺激这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