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思想文化
    文艺复兴与启蒙哲学是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两座标塔，而在中国，似乎不能认为有相似的“思想异端”的突起，这是因为，由于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同胎而居，未能分化出代表新生力量的阶级力量，没有相当于西欧的“市民阶层”，相应地，明末城市手工业者与商人反对“税监”，“矿监”，“织造太监”的运动，“只能作为封建社会内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同样性质的斗争来看待”。正因为阶级分化的不明确，市民阶级未作为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封建社会也就没有新时代与新力量的代言人，而向为我们所宣扬的明清之际之大家思想，也不过是传统儒家（它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小农经济意识）的振兴和自我调整。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靠自我批判达到自我更新。（38）因而，中国明清时代国人承继的照旧是几千年积淀的沉重的思想包袱，而不是具有新气息的，有如英国所承继的文艺复兴思想之有助于社会发展的文化精萃。
    7、结论
    从理论原则的厘定与中英两个历史阶段的大略比较，可以看出，明清社会不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必要条件。资本主义萌芽指的是旧的生产方式（封建的）在各个不同方面或多或少地、或深或浅地为一种实质上不同于它的资本主义的因素的突破。我们之认为明清中国社会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却往往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鳞半爪在大做文章，仅仅看到市场的断代扩大，没有把它放置整个中国历史过程中去了解，而明瞭市场在明清的萎缩；仅仅看到了雇佣劳动的出现或雇佣工人的增多，而未充分地详尽地了解雇工关系有否实质上的变化。并且因为围绕二者旋转，以至于忽视了中国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在明清时已根本不可能出现新的质素，这从后来中国历史遭受到列强欺侮，即使强其接受资本主义而不能；从中国社会整体的外部刺激产生内部反应的反应机制上，是完全可以明瞭的。比较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之状况与中国明清状况，我们发现，在一商品经济处于官营包围的气候下，在一个市场根本未成体系，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未连系成立的情况下，在一个无意扩张海外市场的情况下，在一个流民有自觉的去向安排下，在一个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联为一体的情况下，在一个雇工制度未突破传统的等级格局的情况下，在一个未经文化反思及启蒙的情况下，说产生了突破封建关系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岂不是咄咄怪事，如果强词捏合，则显然是视史实为污。
    三、方法
    回头检定一下明清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论的研究方法，我们不难发现：
    1、它是由中国近代总是挨打的现实催化的民族情绪与追求心态平衡与政治平等的共生苦果。在一个政治任务超越于一切任务之上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会以“中国明清有了资本主义萌芽，若外国资本主义不侵入中国，中国亦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我们抵御外侮的有力依据。但是，学术总归只有在心境平和之后才能清醒研究。现代中国的封建性不正昭示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结构内部从未生发以反对之的历史真象么！？
    2、它是忽略了个例偶合与整体制析的质的差别的结果。 一种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否，理所当然地是一个社会整体崩解（虽然必经历由部分到全体的过程）来渗入说明的，而不所由个例说明整体。这在前面论述过程已一再强调。
    3、它是取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发展一己模式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思维习惯一向是在历史研究中大肆剪裁史实去证明教条化的等几条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斯大林的），而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多样化、多元化、非线性出发去具体对历史史实实行深入细致的解剖，自然，“人类只经历了五种生产方式”这一惯性思维必然以不可遏制的力量深入到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来，自然地，中国岂能没有来自这一社会内部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因素呢？
    4、它忽视了中国现时代思想批判的主要任务。中国目前许多方面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建立开放改革之需要，难道不与文化深层中的封建性有关吗？资本主义萌芽论必然会阻碍当前批判封建的任务之完成。
    于是，凡此种种的背离历史真象的理论“法则”，使我们看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看不到中国社会明清时代出现的“假资本主义”的表象之实质，结果下的判断的正确性自然就值得怀疑。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内部分歧：竟有人认为战国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不正是此种说辞片面取历史依据的一个典型写照么！
    看来仍有必要深入领会马克思的这段话：
    “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复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动。”（40）
    尽管我们作如是强调，但我们在对明清中国社会性质的断论下出之际，却陡然地产生了又一次“凌辱”了历史“文本”的愧疚感！
    审稿导师李锦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