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认为，同化基本上是带有强制性的，自愿的是例外。他说：阶级社会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大牢狱。在民族牢狱中，大民族强制小民族同化于自己，是不足为奇的。在他看来，自然同化不是不存在，但由于封建社会的闭塞性，居住在中原地区和边陲地区的民族之间的自然联系不够密切。再加上落后民族的保守性，就便得民族之间的自然同化不很容易。翦伯赞说：当中国的封建主义在中原地区取得了支配地位以后，那些交通阻塞的边陲地区就成了落后的氏族制、奴隶制，农奴制的避乱所，居住在那里的落后部族和民族，他们依靠崇山峻岭，依靠沙漠作为屏障，坚持与文明世界的隔绝，而以保存祖传下来的原始生活方式感到自豪。翦伯赞指出，这些落后部族或民族的头脑，正象恩格斯所说的瑞士山民的头脑一样，简直是“花岗石堡垒，要想开化他们，那是千难万难的事”⑦，因此强制就成了必要，强迫同化也就具有了历史进步性⑧，而抗拒同化，在翦伯赞看来，就是抗拒文明。
    由于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偏见，闭关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即使有了同化的条件，但要使一个部族或民族同化于另一个民族还是不容易的。例如相继征服过汉族的那些落后民族，虽然受到封建文化的熏陶，但他们还是想挣脱文明的吸引并力图保存那些对于他们的生活已无实际价值的民族特点。例如女真统治者和满清统治者都曾经采取过许多反同化的措施。翦伯赞认为，实行种种措施抗拒不可避免的同化，简直是对文明的抗拒。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⑨。当然，要在文明的世界中保存落后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不管这些落后民族的落后头脑如何坚硬，但一走进黄河流域这个汉族文化的摇篮，总是迟早为汉族所同化。
    “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翦伯赞认为，这“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所谓同化，实际上就是落后民族加入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⑩。
    在以往的历史时代，文明的传播只能通过征服、战争和强迫同化来实现，有时甚至是通过赤裸裸的野蛮的侵略来实现。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种历史条件下，生产力是如此低下，交往渠道是如此短缺，通讯手段是如此原始，经济联系是如此薄弱，以至只有通过那种时代的那种战争、征服和强迫同化，才能把落后民族卷入先进的生产力和文明体系，才能在更大面积上传播文明，打破各民族发展极为悬殊的局面，缩短距离，从而加速整个世界的进步过程。人类在不能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它的发展和进步只能采取这种对抗形式。以往人类社会的这种发展形式，当然是以弱小、落后民族的流血、牺牲为代价的，是以千百万被压迫民族的灾难和痛苦为基础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抗本身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因为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对抗中并通过这种对抗缔造起来的。如同黎澍近来所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艰难的道路，它的主要完成形式，并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和亲”之类的友好手段，而主要是暴力，特别是战争征服。（11）这可以说是在继承翦伯赞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对以往民族关系史作出的科学的理论概括。
    三
    研究民族矛盾如何运用阶级观点，这是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又一个关键性问题。在翦伯赞看来，民族矛盾就是民族矛盾，把民族矛盾说成是阶级矛盾，不是对阶级观点的正确运用。然而长期以来一些人事实上用阶级矛盾几乎完全取消了民族矛盾。五十年代末有人说：民族矛盾实质上是各民族人民群众同各族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之间，尤其是劳动群众之间，不存在民族矛盾；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本质上又是平等的，因而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的主流（12）。
    把民族矛盾说成是阶级矛盾，这是在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对阶级观点的误解。翦伯赞在当时对这种误解进行了有力批评。他说：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民族矛盾，因为民族矛盾实际上是以阶级矛盾为基础的，但是用阶级观点分析民族矛盾，不等于要把民族矛盾说成阶级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民族矛盾有时被掩盖，但矛盾本身还是存在，阶级矛盾并不能代替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就是民族矛盾。翦伯赞指出，这种民族矛盾首先表现在各族统治阶级之间。他说，可能有人看到清兵入关之初，曾经同吴三桂联兵打过李自成的农民军，因而就把满汉矛盾说成是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把民族之间的战争说成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翦伯赞问道：清军在打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之后，又打明末三王，覆灭了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南明政府，而这三个南明政府却是明代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这又怎样解释呢？而且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这“七大恨”是阶级仇恨还是民族仇恨呢？又如在扬州、嘉定和其它战役中，死于战争中的汉族人民是什么阶级的人都有的，这又怎样解释呢？另一方面，抵抗清军的汉人，有地主，也有农民军，这又怎样解释呢？我们现在还要补充问一下，在嘉定之屠等战役中，屠杀汉人的都是满族统治者？没有一般的满族群众？不但有，而且主要的是这些群众。这又怎样解释呢？只有一种解释：在封建社会中，有超越阶级矛盾之上的种族矛盾或民族矛盾存在，而且在种族征服或民族征服的战争中，这种矛盾往往还上升到主要地位。在这个时候，两个种族或民族的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通过美化历史上的劳动群众来美化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按照这些同志的意见，历史上各族劳动群众的关系本质上是平等的，不平等和隔阂是假象，是统治阶级强加的。在人们看来，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仿佛都是超民族的，胸怀天下的，既无民族感情，也无民族偏见。翦伯赞认为，这是非历史主义的，是对劳动群众的无限拔高。他认为，民族矛盾不但存在于各族统治阶级之间，还更深刻地存在于各族普通群众之间，不能说历史上各族劳动人民只有阶级感情，没有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偏见。他认为劳动人民是有这些东西的。他说：一直到解放以后，我们还在为了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残余而进行宣传教育。这时各族统治者剥削者早已消灭了，宣传教育的对象当然只能是普通劳动群众。既然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群众仍有民族偏见，民族情绪需要克服，何况古人？！翦伯赞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指出：就连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尚有民族偏见（13），更何况封建社会中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