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
    德法之间如要走出恶性循环的怪圈，必须消除两国之间的仇怨，实现两国之间的和解。阿 登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当然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认为在二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 ，德法两国只有变对立为和解，两国及欧洲才有光明的前途。
    联邦德国成立后，在对法关系上执行的就是一项与法国和解的政策。这种迥异于以往各个 时期德国对法国政策的出台，是德国人民反思的结果，是以阿登纳为首的富于预见性与勇气 的战后德国政治家们的杰作。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是联邦德国与法国和解政策的基础和指针 ，并贯穿于阿登纳政府的整个执政时期，也为以后历届政府所遵循和实践。我们知道，一国 的对外政策，往往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政治思想的指导下出台的。阿登纳的德 法和解政策也莫不是如此。
    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侥幸脱离纳粹樊笼的阿登纳呆在勒恩多夫（在科隆行政区内，属波恩 近郊）自己的家里。1945年3月，美军在占领科隆之后，请他再次出任科隆市长（他曾于1917 -1933年两次任科隆市长），6月21日，科隆地区改由英国占领后，英国最终于10月6日宣布 撤去他的市长职务。在这之后，阿登纳得以暂时摆脱政治活动，“在家里看报，收听广播， 同友人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真回顾德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总结经验教训”[15]（第57 -58页）。他着重研究了德法两国从古至今结仇积怨的历史，认为德法之间的仇怨“是一道 魔鬼的圆箍，一个邪恶的圈套，非破除不可”[16]（第216页）。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并以他 在20年代所形成的改善德法关系的一些主张为基础，阿登纳逐渐形成了一些更为成熟，并在 其后几年内不断完善的德法和解思想。联邦德国成立后的1949年11月3日，他利用接见美国 《时代》周刊记者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破冰解冻”演说，表明德国要与法国重建友好合 作关系。他说：“我决心要以德法关系作为我的政策的一个基点”，“和法国的友谊将成为 我们政策的一个基点”[17]（第287-288页）。在此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大力宣传他的德法和 解思想。
    当然，阿登纳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二战后欧洲局势和德法两国政治与经济的现状 ，尤其是两国要求重新恢复经济的迫切愿望。
    二战使欧洲国家几百年来积蓄的人力、物力和财务消耗殆尽。战争期间，整个欧洲[苏联除 外]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成品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比19世纪初以来的任 何时期都小。1950年欧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一半，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0 %，苏联则大大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18]（第414页）。一句话，欧洲时代已消逝，新世界的领 导权为传统欧洲之外的美苏所分享。另外，美苏两极以欧洲为前沿展开了冷战。在这一背景 之下，欧洲政治家们开始感到在这种新的非欧洲中心的两极冷战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必须在 政治、经济和心理上重新找准自己的位置和新的出发点。于是，以联合求自强的口号应运而 生。但是，联合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基石和核心来不断巩固和确保联合的成就。这使得阿登纳 认为，在英国对欧洲联合事实上的不冷不热的情况下，只有德法两国及两国的和解才能担负 起这个角色。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冷战的爆发及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在西欧看来，欧洲国家 的安全时刻受到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入侵”的威胁，尽管美国的核保护能为欧洲的安全提供 一定的保障，但这毕竟不是欧洲人能一劳永逸的，欧洲人要自己有所作为才行。阿登纳认为 ，在共同对付苏联的目标上，德法的和解与合作格外重要，只有这样，欧洲的安全才能得到 可靠的保障。这首先是由德法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的。阿登纳说：“我们的地理位置使我们 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家集团之间”[17]（第98页）。德国是美苏冷战对峙的最前沿 ，一旦情况有变，德国会首当其冲。因此，德国只有尽可能拉拢欧洲大陆上的大国--法国 才能共同筑起安全的堤坝。法国与德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法国也有意用德国作为挡箭牌或 缓冲地带，这就需要双方的合作。其次，则是由德国特殊的境况决定的。阿登纳曾说：“从 军事观点来看，我们德国人是完全没有防御的。”[17]（第396页）但是，德国所具有的军事 及工业上的潜力，又不容别国忽视它。当时有人夸张地说：“谁占有西德及其钢铁生产，谁 就可能赢得第三次世界大战。”[17]（第401页）因此，西方国家都认识到，撇开德国对安全 的 贡献是不现实的，“重要的是找出一条适当的途径，使德国有可能在西欧防务中占有席位” [17]（第431页）。因此，德法和解与合作也是欧洲安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