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和解是重建德国经济和恢复国家主权的需要。战争使德国经济遭到严重打击，并且在 美苏对峙的格局中领土也被一分为二。战败国的屈辱，国家的分裂，加之困苦不堪的生活， 使德国民众的理想和信念彻底动摇。而只有彻底恢复经济，才能恢复德国人民的信心。而刚 刚诞生的联邦德国外交处境也相当艰难。在1949年9月20日正式组成的第一届政府中，没有 外交部，因为“外交事务……属于三个占领区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的权力范围”[17]（第266 页），这无疑限制了联邦德国外交上的作为。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直到1955年5月）。根据1949年4月10日颁布的《占领法规》，占领当局还保留着一些重要的权力，如“包括 缔结国际间协议在内的联邦德国的外交事务由占领国负责”等。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自成 立以来，就把重获主权作为外交事务的头等目标。由于纳粹在欧洲大陆的肆虐破坏了德意志 民族的形象，使得德国的邻国（法、比等）对德国重建经济和恢复主权的再度崛起疑虑重重， 担心本国的安全还会受到德国的威胁，因而时时警惕德国政府的种种动向，德国的一举一动 都遭受到周边国家的密切注意、监视，甚至是强烈反对。这一切使联邦国面临着一种矛盾的 处境：一方面要求重建经济和恢复国家主权；另一方面又因德国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的历史， 令邻国忌讳和害怕德国实力增强，甚至对提高德意志民族国家主权地位的任何企图，都会招 致来自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强烈反对。这一矛盾使得德国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思路，即消除周 边国家对德国的疑虑，必须实现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和解。
    德法和解思想的产生，也是与阿登纳的个人出生及从政经历有关。阿登纳出生于政治观念 倾向于西方的德国西南部莱茵地区，虔诚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原则与西方自由民 主的政治观念根深蒂固。他“毕生……力求不违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按照基督都义的精 神想 事和行事”[15]（第25页）。阿登纳也认为，“即使在处在民族国家的年代里，这个欧洲的政 治和精神的生活基础也是共同一致的。……即希腊和罗马精神以及基督教精神”[19]（第6页 ）。他还厌恶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精神”[20]（P.41），反对极权，认为是极权把国家和人民 引向灾难。这些都使他认为，德法两国尽管存在对立，但还是有着共同点，存在着达成和解 的可能性。他反对军国主义及极权思想则使他走出了历届德国领导人向法国复仇的覆辙，愿 意寻求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国的恩恩怨怨。1917年9月18日，阿登纳当选为科隆市市长。“这 时他年方四十有一，是德国当时最年轻的大城市市长”[15]（第31页）。二战结束后，他再次 被美国人请出担任科隆市长。三次任职市长的经历，不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更使 他在工作中形成了自己朴素的处事风格、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以及矢志以求的耐心。例如， 他经常说：“政治应该是朴素简明的。……一个人只有通过深入了解事物才能使它变得简单 。如果你只看到事物的表面，事物就不能简单明了；但是如果你能钻得很深，那么你将看到 真相，并且真相总是简单明了的。”[20]（P.28-29）还有人说，“阿登纳最伟大的品质之一 是耐心。……他行动的格言是……‘宁可缓慢些，也要有把握’”[20]（P.85-86）。这些品 质都使他不流于形式和表面，他能实事求是地分析德法对立的原因，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 同时，他能够富于耐心地一步一步地迈向他以一贯之的奋斗目标--与法国的和解。因为他 早在第一次担任科隆市长期间，就“多方设法谋求改善同法国的关系”[15]（第87页），但德 法和解却直到1963年才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