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浙东史学的特色
    明代浙东史学承袭宋元浙东史学的优良传统，其学术特色最明显的是史家的博学多识和经世致用学风。
    先看史家的博学多识。明初浙东史家大都从经学入手研究史学，同时又往往爱好文学，集经学、史学、文学的丰富学识与成就于一身。宋濂“尝从闻人梦吉受《春秋》，继从柳贯、黄溍、吴莱学古文辞。”（26）“自五经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考事也博，故发之文章，悉铲近习之陋，学者复翁然宗之。”（27）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博学多识的大学问家。胡翰早岁从吴师道、吴莱学古文，后又从许谦游，“湛深经术，于儒先之书靡不精诚研究，贯穿淹通”（28）。苏伯衡学识渊博，为文“精博而不粗涩，敷腴而不苛缛，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29）。“朱廉“淹贯经传，悉领要义。既而学文于黄溍，遂以文章知名。”（30）胡粹中博通经史，他在《元史续编》中的“评曰”，涉及面颇广，举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表了不少中肯的评论，说明他对这些方面都是有深湛研究的。明代中后期的浙东史家也大都以博学多识著称。胡应麟被人赞誉为“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又说他“才高，识高，而充之以学”，符合刘知几“史家三长”的要求（31）。他的《少室山房笔丛》有“经籍会通”、“丹铅新录”、“史书占毕”、“艺林学山”、“九流绪论”、“四部正讹”等标目，涉及面十分宽广。谢铎“经术湛深，为文章有体要”，曾两为国子师（32）。黄尊素对经籍十分熟悉，“凡五经中随举一言，先生即口诵传疏，澜倒水决。”能滔滔不绝地讲解（33）。
    次看经世致用学风。南宋著名浙东史家吕祖谦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在明代浙东史家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宋濂、胡翰、苏伯衡等都坚持经世致用学风。宋濂不信天命而强调人事，为政务实。苏伯衡在拟国学公试策题时，首道题以周文、汉宣、秦皇、隋文、晋武、唐宪、苻坚、宋文、秦穆、汉昭、燕哙、唐德等十二君的得失问考生，次道题先揭示“能稼而能穑，斯谓之良农；能获而能烹，斯谓之善猎；能开边而能安边，斯谓之优于为国”，然后问考生，请他们陈述如何才能使民安于耕蓄的良策（34）。这说明他不光自己为学坚持经世致用，并且还要求年轻一代也能保持住这种优良的学风。其文集中的《空同子瞽说二十八首》，胡翰评之曰“托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缘情以见义，明于国家之体，达于人情之变。如钩探物，连牵不绝，其出不穷，原其蔽之所始，要其势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以上承天子圣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35）这说明文章的主旨是为了经世致用。陈在阐明自己为什么要编撰《通鉴续编》时说：“欲使时君世主，法其澹泊无为之心，兢兢业业罔敢侈肆，毋轻民事惟艰，无安厥位惟危，见贤而思齐可也。”这说明他的书也是为了经世致用的目的才编撰的。明代中后期的浙东史家对经世致用学风有进一步的发扬。胡应麟论史学就是从经世务实的要求出发，他在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说基础上，强调史家必须出于公心和直笔书事，说这二项与三长合起来应是五条要求，“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惟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左、马恢恢，差无异说。班书、陈志，金粟交关。沈传、裴略，家门互易。”（36）张元忭认为“古人之讲学，讲其所行也，古人之力行，行其所学也，学行岂两途者？”（37）他理解的圣门立教就是要经世致用的。他认为明代文人学士“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易简，愈广大。”（38）徐学聚鉴于明代自永乐年间起，宦官专权愈来愈严重，因此编《历朝珰鉴》，把自周秦至明嘉靖的宦官分为善可为法和恶可为戒二类，指出“古今中官愿谨者足以为化表，横恣者足以为箴戒。爰命墨卿一一掌记，亦古今中官得失之林也”（39）。其实这书既是教育宦官之用，也是为当朝统治者提供鉴戒的。谢铎“力学慕古，讲求经世务。”成化九年，明宪宗命他校勘《通鉴纲目》，他于校勘完毕后上书说：“《纲目》一书，帝王龟鉴。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将进讲经筵，为致治资也。今天下有太平之形，无太平之实，因仍积习，废实徇名。曰振纲纪，而小人无畏忌；曰励风俗，而缙绅弃廉耻。饬官司，而汙暴益甚；恤军民，而罢敝益极。减省有制，而兴作每疲于奔命；蠲免有诏，而征敛每困于追呼。考察非不举，而倖门日开；简练非不行，而私挠日众。赏竭府库之财，而有功者不劝；罚穷谳覆之案，而有罪者不惩。以至修省祈祷之命屡颁，水旱灾伤之来不绝。禁垣被震，城门示灾，不思辣动旋转，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则诚可忧也。愿陛下以古证今，兢兢业业，然后可长治久安，而载籍不为无用矣。”（40）这是借校勘史书痛切陈言，指出载籍不是装门面当摆设的，而是必须“以古证今”为经世资治之用的。
    除了上述博学多识和经世致用这两点以外，明代浙东史家也承袭并发挥了宋元浙东史家不立门户兼容并包的学风。南宋吕祖谦是不立门户兼容并包的典范，他不但不偏袒门户森严的朱、陆任何一方，并且自己坚决不立门户。明代浙东史家很能体会这种由吕祖谦开创的学术民主作风，很少有树立门户者。宋濂“笃于伦品，与人交，和易任真，内诚外恕，一见信服。汲引后学，如恐不及。”（41）他特别欣赏不专一说而能兼容并包的学者，胡长孺是朱熹四传弟子，宋濂对他晚年深慕陆九渊一事津津乐道（42），这实际上就表明了不赞成朱、陆强立门户互不相容的专横学风。宋濂撰《唐仲友补传》，就是因为不满意元修《宋史》受朱熹学派的影响，排斥唐仲友，不为之立传的门户观念，有意为这位学识渊博的乡先辈树碑立传。张元忭对朱、陆门户表示自己的见解，认为朱、陆都与释道、俗儒不同，只是学术上有些分歧之见而已（43）。金贲亨的《台学源流》作于明中叶心学盛行之时，“其说调停于朱、陆之间”（44），也有破除门户之见兼容并包的意思。孟称舜的《孟叔子史发》论王通、韩愈、王安石、张浚等人，“能破门户之见”；论晁错、赵苞、魏征、史浩等人，能持事理之平”（45）通过他对古代历史人物的评论，可见他对学术门户必然也是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