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个问题的良性互动及其历史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是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此，党和政府在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上，集中全副精力处理好公私、劳资、城乡、内外这四面八方的关系，特别是把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两项主要任务。这样，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面，自始就抓住了解决农民问题和私人资本问题这两个关键环节。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方面，考虑到经济结构中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占相当大比重的现实，要求把国民经济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严格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之内，保持非国营经济生产经营上的灵活性，以照顾四面八方的经济利益。如毛泽东所说：“在若干计划性统一性之下，允许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注：毛泽东在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这样，就从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把逐步地实现国民经济计划性的要求，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结合起来，为经济运行留下了必要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空间。这直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有利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
    与建国之初稳健的私人资本政策相适应，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不急于动摇农民的小私有基础，而是按照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一方面积极、谨慎地组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互助组并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一方面大力发展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以国家投入少量资金支持，由农民群众自愿集资入股组建的供销合作社，在土改后的农村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至1952年底，全国农村供销合作社达到162.9万个，社员总数约1.3亿人，合作社股金1.93亿元（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商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5年，第329页。），已形成相当规模。供销合作社作为联结城乡经济的重要纽带，明确为广大社员群众服务的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预订合同收购主要农产品，供应主要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为农民提供产前、产后服务，免除了中间商的剥削，深受农民欢迎，也最易于广大农民所接受。供销合作适合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广大农民的意愿，成为国营经济联系小农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当时，刘少奇等领导人十分看重供销合作社的作用，把它看做是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和准备农村集体化的一个中心环节。
    在大力发展供销合作的同时，许多供销社内附设信用部，兼办信贷业务，为农民购买耕畜、农具、肥料提供一部分资金帮助。党和政府在统一部署国家银行在农村的任务时，明确提出发展和领导信用合作是农村金融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经过在各省、县、乡重点试办和逐步推广，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起2271个农村信用社，还有一千多个供销社信用部，数以万计的信用互助小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金融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576～580页。）。各地的信用合作组织，用社员集资和动员社员存款的方式，集中农村中的闲散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社员解决了春耕夏忙时节生产和生活资金不足的临时困难，成为国家银行在发放农贷方面的重要助手和补充，有效地扶助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刘少奇曾很有创见性地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关系，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注：《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17页。），要求围绕建立市场关系这一中心，把城乡交流活跃起来，以市场关系来推动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城市工商业调整中采取了加工订货、收购农产品两大措施，准确地抓住了扶助私营工商业和盘活农村经济这两个重要关键，很快扭转了困难局面。根据这个经验，党和政府进一步决定把扩大城乡交流摆在财经工作的第一位，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和信贷政策，鼓励私营商业上山下乡，长途贩运，深购远销，与国营、合作社商业通力开拓流通渠道，收购农副土产品，销售工业品。全国各类物资交流大会此起彼应，盛极一时。在广大农村，“土产一动，百业俱兴”，农民手里有了钱，购买力大为提高，转过来促进了农用生产资料和日用工业品产销两旺。在公私经济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下，到1952年底，全国商品零售额比1950年增长62.3%；农副产品采购额增长62.1%；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总额增长93.2%（注：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6、148、150页。）。这样大规模的城乡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建国头3年，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达到前所未有的两位数（其中含有经济恢复的因素）。
    对于这个时期“三农”问题与私营工商业的关系，陈云当时有一个很贴切的评价。他说，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而城市工商业复苏得这样快，“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由此可以看出，党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是与当时正确贯彻实行私人资本政策息息相关的，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表现得十分明显。
    “三农”政策出现波动和复杂变化，固然发端于1951年山西省委报告引起的是否立即动摇小农经济私有基础的党内不同看法，但归根到底，在于党很快就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任务提上现实日程。原来预计“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之后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但私营工商业在经济运行中暴露出唯利是图的消极一面，导致了“五反”运动一场尖锐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毛泽东随即提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1页。），准备采取实际步骤解决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这个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953年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工业建设，也提出大宗粮食和工业原料如何获取，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盲目性与国家建设计划相矛盾等一系列新问题。为此，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并列为总路线的两翼。这样的总体部署，同样反映了“三农”问题与私人资本政策关系中相互依存、一变则皆变的历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