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混合所有制结构的历史契合
    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采取何种私人资本政策上的失误，以及“三农”问题的历史困境在我国长期发展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只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逐步得到根本性解决。
    过去认为是“向资本主义倒退”的农村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在开启思想解放闸门之初，率先得到了充分肯定和积极提倡，由此启动了改变中国“三农”历史命运的改革大潮。家庭联产承包制迸发出具有巨大潜能的生产力，使我国农村、农民很快摆脱长期困境，坚实地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过去谈虎色变、千方百计加以限制的个体、私营经济，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之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低到高，成为国民经济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一部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根据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前进，党的十五大报告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继续鼓励、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并提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要通过经济结构、产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缩短国有经济过宽的战线，为其他类型的经济腾出发展的空间。
    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把私人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富于理论创新意义的决断之一。它进一步打破了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和固步自封的意识形态障碍，使改革在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十五大以来，个体、私营经济不仅堂堂正正地登上国民经济的舞台，而且日益成为活跃市场、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加国家税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成为继续提高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的主要依靠力量。继续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经济健康发展，将成为促进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
    与私人所有制定位方面的重大进展相适应，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长期坚持。”（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1页。）这表明，家庭承包经营这个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项制度安排。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农村改革20周年之际视察小岗村时所说：“中央的土地承包政策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不变，而且三十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农村杂志社编：《江总书记视察农村》，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长期稳定和不断完善土地家庭承包权的制度安排，连同深入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搞活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打开了通途，并使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获得了最重要的支撑。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发展，改革首先从正确解决“三农”问题发韧、破题，进而取得了私人所有制在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定位，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制度化，以及确认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等一系列历史性成果。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第一部宪法，都规定了国家依法保护农民等个体劳动者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载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表明，经过50年的实践和探索，“三农”问题和如何对待私人资本问题，在重建私人所有制、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政策法律规范上再度契合，形成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良性互动关系。两个问题的解决，都紧紧围绕着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主题，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的新境界。
    对“三农”问题和党的私人资本政策关系的历史追溯，可以归结到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所阐述的：“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考察上述问题解决的曲折历程，可以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意愿，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