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一位个性鲜明、特立独行且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他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与同时代的青年人相比，每每处在时代的潮头，他本可以走“举人、进士、状元郎”的老路，却踏上一条“康党、乱党、共产党”的新途。然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转变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问题是如何才能求得对“合理性”的合理解读。本文将着重探讨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思想来源及其对文化观念的选择。
    一、青少年陈独秀所处的时间与空间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做着非常之事，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1]这是历史学家夏东元先生在为盛宣怀作传时确立的一个视点，它说明了人的生活舞台（时势）对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本文亦以此作为考察陈独秀早年心路历程的切入点。
    在时间上，至1879年陈独秀出生，洋务运动进行了近20年。其间，“曾（国藩）、李（鸿章）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2]陈独秀的青少年期是19世纪的最后20年。其间，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相继爆发。中法战争对那时仅五六岁的陈独秀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甲午战争则不然，因蕞尔小国日本大胜我泱泱中华帝国，梁启超称其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忧国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议论其事，而且讲求新法杂然矣”[3]。是年陈独秀15岁，在大哥的严督之下，学作八股文、读《昭明文选》。陈独秀后来回忆道：“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4]陈氏可算是“中等社会”里一个“稍有知识者”，对甲午一役不可能一无所知。可以推论，甲午一役是陈氏平生首次感受到国耻的刺激。此后，历史便进入了“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而陈独秀正面临着做“康党”还是“举人”的重大抉择。
    空间上，在中国的文化图谱上沿海与内地自16世纪就开始出现反差。鸦片战争以后，沿海与内地的反差逐渐加快。“西方人首先在中国沿海建立据点，后来又扩展到长江沿岸。在这些据点及周围地区，逐渐发展出一种文化：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外向而非内向。中国文化的重心仍然牢固地植根于内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沿海日益重要地成为内陆变革的促进因素，就像细菌学上的‘酵母’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新的河海文化的产物。”[5]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绝大多数出自沿海或沿江地区，如容闳、郑观应、马建忠、黄遵宪、伍廷芳等，他们均未执著地去追求前途未卜的进士头衔。陈独秀的家乡地处长江下游，大致可定位在（至少接近）沿海沿江地区。安庆不仅是太平军活动的“老区”，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下安庆，同年秋冬之交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的军火试验厂，次年中国人自行设计的一艘小火轮在波浪翻滚的安庆江面试航成功[6]。在陈独秀看来，与邻省的南京相比，安庆不过是“山城小市”，但安庆毕竟是一省之都，是政治中心，又地处长江之滨，交通便捷，信息较内地城市要畅通得多。安庆人对“西方的冲击”也是早有感受的，尤其是在进入了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而此间正是陈独秀开始涉世、渴求新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