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留日时期陈独秀的文化接受与行为取向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在异国遥领世纪之交中国的思想界，向国内青年大量输入域外的新知新学，国内学子由此眼界大开，并吸引了一批青年人东渡日本求学。因此可以说，戊戌后的中国朝政虽然极度黑暗，但思想文化界正进入一个活跃期。
    在政潮汹涌的1898年，很难发现陈独秀弃绝举业后的所思所想。只知道他随继父去了东北沈阳，在衙门里当差，做点文书工作，其间为母亲奔丧回故里一次。“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13]1900年前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他在东北“曾目睹……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14]。耳闻目睹，使陈独秀更进一步感受到国家积弱不振，面临着瓜分豆剖的危险。“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15]再也不愿照旧走生活老路的青年陈独秀，决心告别妻儿，并于1901年11月加入了自费留日的行列，次年春（约3月）回到安庆。
    反映陈独秀在东京数月留学生活对其产生了何种影响的资料并不多，但有两点理应加以关注。一、初次出国的陈独秀不免会带有一种好奇心来观察数年前曾打败中国的东洋小国。日本何以小而强，中国何以大而弱，中日从国家制度到民间生活，有什么异同。二、留学生群体对他的影响。初到日本的陈独秀因言语不通等缘故，主要生活在华人圈子里，先期抵日的中国人的言行对他会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其间陈独秀曾参加过东京留日学生成立的“励志社”的一些活动。阅读报刊是陈独秀接受新知的主要渠道，当时的中文报刊主要有《清议报》、《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等。这些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唤起国人救亡意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清议报》，陈独秀在阅读这些报刊时，不免有种先睹为快之感，更希望国内的乡亲也能分享到这些宝贵的精神食粮。他日办报的动机也许此时正在萌生。
    陈独秀回到安庆后，以他在东京的生活感受，积极尝试新的救国之途：办报、结社、演说。此三项启蒙之策早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就曾积极鼓吹。但当时风气未开，呼应者多在一些商都大埠。经历过闯关东、下东洋的陈独秀，较当年写作《论略》时要成熟许多。他开始寻找同道者，推动乡里的启蒙活动。陈独秀经由南京到安庆，一路寻访青年志士，切磋救亡之策。回到安庆后即与几位青年创设藏书楼，传播他从日本带回的书刊，并聚众演讲。同时他还打算创办一份刊物《爱国新报》（后未办成）。其宗旨是“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16]。这样的办报宗旨在20世纪初几乎是一种统一的“口径”，主要是受梁启超《清议报》的影响，欲步其后尘。陈独秀在安庆的所为，是想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听众、读者，扩大新思想的社会基础。其间，初显其组织、筹划才能，可以说他由此踏上了自己的政治人生之路。陈独秀的所为也因此而受到当局的忌恨，于是他再次东渡日本。
    陈独秀第二次留日的时间也很短暂（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20世纪初留日的中国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其思想、活动及对国内政治与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1902年4月由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孙中山、梁启超列名赞成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相继在东京、横滨举行。这标志着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排满”在留日的中国人中间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排满”活动也由地下转入公开。7月28日留日学生因与清驻日公使在自费生能否入军校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吴稚晖欲投河自杀、胡汉民率数人退学抗议的严重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震动。凡此表明，留学界已不像陈独秀第一次来日本时那样风平浪静了。
    陈独秀抵日后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同年冬，张继、秦毓鎏等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17]。陈独秀亦加入了这一组织。1902年11月上海的南洋公学发生了退学风潮，旋即在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国学社，国内学界风潮随后涌动。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和《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梁在报上批评该校总办人非其才，难辞其咎：“中国今日举国中未有能知教育者……惟有虚心勿自尊大，而常以爱学生为目的，则虽不能完备，而可望有渐趋完备之一日。若欲仇视民权自由之论，运手段以压制之，吾敢信其虽总办易十人，而学生不能安如故也。”[18]也许是受到南洋公学学生的示范或梁文的启发，陈独秀等很快便导演了一幕活报剧。1903年3月底，鉴于清政府委派的管理留日学生的学监姚煜作风卑劣，阻挠学生学习军事，陈独秀约张继、邹容等闯入姚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19]。陈独秀等涉案的三人因此而被遣送回国。陈独秀第二次留学的时间虽短，但却进一步促使他成为一名思想与行动上的革命青年，一名较为执着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
    关于陈独秀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及1903年5月17日下午成立会上诸人的演说，上海的《苏报》有较为详尽的报道。陈独秀作为发起人首先开讲，“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词情慷慨，满座唏嘘。”[20]5月28日，《苏报》还刊一有关安徽爱国会的附记：“诸君演说者，计20余人，演说毕由陈君由已（即陈独秀）提出爱国会会员名簿、宣言、宗旨，相同请书名于此，依次签名者126人，复投票公举7人担任会章程起草，再于次礼拜日会议公决。5点钟乃散会。”其后拟定的章程将宗旨定为：“本社（会）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21]安徽爱国会这种结社组团的方式，已摆脱了传统社会秘密会党的程式，一开始便采用了现代民主社会的结社、结党方式，遵循自愿、民主、平等、纪律等原则。陈独秀发动的此次活动，作为全国拒俄运动的一部分，其活动方式与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效法东京和上海青年学生先期展开的拒俄活动，空出“爱国”、“尚武”、“自救”，其流行的口号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
    安徽爱国会不久即被安庆知府解散。陈独秀约于7月逃到上海，时值因《苏报》发表激进的“排满”言论进而引发“苏报案”。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原《苏报》主笔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在沪问世，本有在安徽办报初衷的陈独秀遂加入该报编辑部。报馆内聚集一群富有斗争精神的知识青年，如张继、陈去病、苏曼殊、柳亚子、高旭、刘师培、金天翮等，他们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文字犀利的诗文。该报是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革命报刊，主旨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张扬爱国主义，鼓吹反清革命。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报》发表的两篇诗作，均表现出一个热血青年的英雄主义气概：“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22]在《国民日日报》期间，陈独秀为助苏曼殊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花去了不少时间。该书以《惨世界》为名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是为陈独秀接触法兰西文化之始。
    《国民日日报》因清廷禁销，约于同年年底终刊。已步入政治人生不归之途的陈独秀至此已不能休止。沪上的办报实践，促使他尽早实现自办报刊的夙愿。1903年岁末陈独秀回到安庆后即着手筹办《安徽俗话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