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安徽俗话报》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倾向 陈独秀本来想要办一份《爱国新报》,为何又更名为《安徽俗话报》呢?这与20世纪初“省际意识”的上升和白话报的涌现有关。省际意识至少可追溯到维新时期湖南成立的南学会,是地方对中央积弱不振的回应。梁启超对湘省于1898年初成立的南学会有如斯评价:“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会也。”[23]自1902年11月,黄兴、杨笃生等湖南籍的留学生在东京创办了《游学编译》后,其他省份的学生接踵而起办报刊,并在刊名上标明省份,如《湖北学生界》、《直说》(直隶省)、《浙江潮》、《江苏》等。此外,还有影响颇大的《新广东》、《新湖南》等小册子。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在内容上侧重于本省的历史、文化、省情,介绍本省的兴革,揭露列强对本省资源的觊觎,旨在唤醒本省民众的政治热情。至于白话报,早在1898年江苏就出现了《无锡白话报》,进入20世纪,《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等相继问世,而影响较大的是上海的《中国白话报》。此时的陈独秀“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24]报名的更改,也反映了陈独秀审时度势的一面。 陈独秀创办该报目的是为了启蒙,故其内容并无深奥的哲理,而是用浅显的语言让父老乡亲知道中国的处境,激励民众保家卫国。陈独秀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围绕两大主题:一是爱国救亡,二是积弱溯源。关于爱国救亡,相关的文章有《瓜分中国》、《说国家》、《亡国篇》、《论安徽的矿务》、《安徽煤矿》等。陈独秀在文中突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号召国人奋起救亡。接着是分析中国积弱危亡的原因。他在《亡国篇》、《恶俗篇》中反复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他认为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如“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25]陈独秀的这一思维路径明显是受了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 20世纪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民说》在中国思想界引起的反响无论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无数青年为之倾倒,如痴如醉。梁氏的命题是:“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26]梁启超以他提出的一套新的人格理想与社会价值为尺度,对中国国民性的缺陷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陈独秀从“国民性质”入手展开启蒙工作,正是受到梁启超的影响。这可视为其后他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远因。 1902年底梁启超在《新小说》上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27]这里所讲的“小说”除了指用白话写的通俗文学外,还包括戏曲和歌谣等。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万不能不当一件正经事做。”他倡导“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它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28]。 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的言论,充满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与同期其他进步刊物相比,思想内容相近,而无激进的排满言论,但不能由此得出此时的陈独秀只是一个梁启超的信徒,政治上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的结论。因为,其一,《安徽俗话报》作为该省最早的新式刊物,且读者主要是下层民众,如果大谈“革命排满”,不仅缺少能与之沟通的受众,且为当局所不容。陈独秀在报上避而不谈“排满”,表明他能审时度势,这是一种政治上成熟的表现。其二,梁启超在世纪之交(1899年~1903年),其思想的激进程度不亚于革命党人,他也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事实上,除孙中山等少数人外,20世纪初坚定的革命党人极为有限。由改良而转变为革命的青年学子,更多的是因为读了梁启超的文字。平心而论,1903年前后梁启超在进步青年中的知名度要大于孙中山。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两派大论战时,梁启超才成为一个反对革命的角色。[29] 从青年陈独秀在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来看,他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思想上敢想,行动上敢为。在文化选择上,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并无邹容、章士钊那种与满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激烈情绪。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平民百姓的民生始终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平民百姓也是他依靠的力量,创办俗话报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最底层也是最广大的百姓。他推崇梁启超,但终未成为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主义者。他具有一定的省际意识,但未成了地方独立主义者。凡此表明,陈独秀在政治人生之途上正日趋成熟,他注定要走一条特立独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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