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观在史学史上是进步的，是超过了前人的，它是王夫之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及重大历史问题的思想依据。
    历史比较方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在比较方法上也有很大发展。在我国古代很早就重视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在汉初，秦为什么灭亡，汉为什么能兴起，是当时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司马迁提出了“通古今之变”的原则，把古今历史拿来研究、比较。隋唐之际的形势很象秦汉之际的形势。唐初的政治家、历史家也面对着类似的问题，即隋何以亡、唐何以兴。主编《隋书》的魏征把隋朝历史与秦朝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书名上已标得很清楚，是要“资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书就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用以往各个朝代的历史来同现实社会作比较。
    但这些比较，有一个特点：致使前朝兴亡的经验、教训，今朝也要依据这些经验、教训行事；同可资、异不可资；得可资，失不可资。这种比较的现实意义在于能使当时统治者清醒，使其注意自己的行为。但他们的比较往往忘记了基本条件的不同，因而还带着机械的成分。
    王夫之对历史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种缺点，而具有朴素的辩证方法。他比较秦、隋之亡，比较南宋、东晋和战，比较德宗、宣宗的政治手段，都从相同之中看到不同。他认为秦隋都是因为政治暴烈，人民不堪忍受，而被起义的农民推翻，这是相同的。但不同之处在于：农民起义在秦末容易隋末难，统治阶级的力量在隋末强大而秦末则不如隋末。他又认为“取东晋之势与南宋絜论，东晋愈矣”，东晋与南宋都是亡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这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东晋之内备，裕于南宋远矣”，“东晋之外逼，轻于南宋远矣”。东晋大臣与南宋大臣所受到的评价也不同：“宋之南渡，自汪、黄、秦、汤诸奸而外，无不以报仇为言；而进畏懦之说者，皆为公论之所不容。”东晋蔡谟、孙绰、王羲之“皆当代名流，非有怀奸误国之心”，他们“创朒缩退阻之说以坐困江东，而当时服为定论，史氏侈为讦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王夫之从这些比较中看出问题，东晋蔡谟等没有受到任何批评，是因为他们的言论是“为宰相保其勋名，为天子防其篡夺，情系于此，则天下胥以为当然，而后世因之以无异议。”是把君臣之义看得高于一切。并且认为蔡、孙、王和汪、黄、秦、汤一样都是民族罪人。他比较德宗、宣宗的政治手段，认为他们相同的政治手段中有不同之处：“德、宣二宗，皆怀疑以御下者也，而有异，故其致祸亦有殊焉。”“德宗疑其大而略其小”，“人尚得以自容”，“其败乱终可拯也”。“宣宗则恃机警之耳目”，贤臣奸臣“皆岌岌不能自保”，“其以召乱也缓，而一败则不可复救矣”。上面这些例子说明王夫之在比较历史时，能从相同的结果找出不同的基本条件；能从不同的现象看出相同的本质。这种比较历史的方法是近于辩证的方法，因而比前人的方法进步。
    史论撰述特点。我国史论在北宋以前都是附着于历史记载之后，短篇散章偶有所见，但史论专著很少。例如，《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都是以“史臣曰”的形式出现并且在篇幅上也不占主要地位。刘知几在《史通》中把论赞、序例等，作为纪传体的部门之一进行分析评论，这表明史论受到了重视，取得和其他史体相提并论的地位。历史评论较早出现的是对史事的评论。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东汉班彪的《王命论》、三国曹冏《六代论》，论得失、辩兴亡、评人物都是很有名的历史评论的单篇。南朝萧统编辑《文选》，选《汉书》、《后汉书》和《宋书》里的论赞，成“史论”九篇，也不是关于历史评论的专书。唐初，虞世南著《帝王略论》、朱敬则著《十代兴亡论》，可能是较早的历史评论专书（26）宋代以后，关于历史评论的专书才多了起来（27）。北宋孙甫著《唐纪》对史事发表评论，但不是对史事进行专门评论。
    南宋以后，评论历史的专著更多地出现了。胡寅的《读史管见》、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于慎行《读史漫录》、钟惺《史取》及张溥的《史论二编》都是史论专著。《明史·艺文志》“史钞类”中有不少史论专著。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历史的评论占二十五卷。总之，宋以后，史论专著出现的比较多，说明这时期我国史论有很大发展。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我国古代史学关于历史评论的代表作。
    王夫之史论在撰述上的特点是：第一，王夫之史论是对编年体史书所载史事的评论，这不同于宋明史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评论从《史记》到《五代史》的十七部纪传体史书。张溥的《史论二编》中有“宋史论”、“元史论”、“明史论”也是就正史所记史事发表评论，王世贞的《王弇州文部读史论辩》中所评论的人物也是从正史中来的。明朝人对《通鉴》所发的“断义”、“品藻”等，有辅助经学的意义。对编年体史书所载史事进行评论的只有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但只限于六朝时南北和战。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针对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一千三百年间的历史进行评价。
    第二，王夫之史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篇幅也大。贾谊、班彪、曹冏、朱敬则只论王朝的得失兴亡，虞世南只论帝王，王世贞只论帝王将相。王夫之史论本于《通鉴》，而《通鉴》本来就把“国家之兴衰，生民之休戚（28）”作为著述内容。因此，依《通鉴》而立论的《读通鉴论》范围也广了。同时《读通鉴论》规模空前，全书64万字，约90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