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王夫之史论文字表达通顺，大都可以独立成篇，这同样是个进步。以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为例。该书有些条目如卷十九论《史记》的某些条完全是辑录，没有评论。而王夫之史论是针对着历史问题而发的，卷末《叙论》中讲到撰述的方法有五条：“引而申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其中二、三、四条是着重从方法上讲的，首尾两条则着眼于思想方面。开宗明义是以“论”成书的。王夫之史论基本上是每论都有论点、论据、结论、可以单独成篇。如卷八《桓帝》二，王夫之不同意司马光主张对民众实行“宽猛相济”的政策，他提出了“严以治吏，宽以济民”的主张，并以东汉末年的历史为例，说明对人民只能宽而不能猛。
    第四，王夫之以史资治的思想比前人深刻。自从《诗·大雅·文王》提出“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以后，“殷鉴”就成了我国史学的目的，它包含着从认识上明是非、观成败及教育意义上别善恶的意思。资鉴是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孙甫作《唐纪》，对“善恶分明，可为龟鉴”的史事进行评论（29）。葛洪读历代史而写成随笔，选择其中“可裨庙论者”献给皇帝。李焘《六朝通鉴博议》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为南宋寻求经验。（30）范祖禹说他著《唐鉴》目的是“惩恶赏善”。司马光认为以史资冶就是“嘉善惩恶，取是舍非”。只有“善”、“是”而非“恶”、“非”才可以借鉴。王夫之则反对对历史知识作简单的理解和套用。他批评说：“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辩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他认为“资治”不仅仅是知治知乱，记住历史知识，而且知治知乱是力行求治的凭借、条件：“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同时王夫之也认为单纯地嘉善惩恶取是舍非不足以达到资治的目的，因为真理具有相对性：“善于彼者，未必善于此也。”王夫之认为资治必须通过人的认识作用和创造作用。他说：“治之所资，一心而已矣。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历史是过去的事实，经邦治国是现实的活动，人通过认识活动即“忧患”、“斟酌”及创造活动即“去危即安”、“兴利除害”使历史知识运用于现实生活。他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必推其所以为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因此可以借鉴的历史知识范围扩大了，而“通鉴”的范围更大了。所以他说：“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资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已以无耻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彼者在焉。”总之，王夫之的借鉴方法是比前人的“嘉善惩恶，取是舍非”深刻多了。
    王夫之在史论撰述上的这四个特点，无疑加重了他的史论的史学价值。
    注释：
    ①引文末注出处者。均见《读通鉴论》。
    ②魏征：《隋书》卷七十《后论》。
    ③洪迈：《容斋续笔》卷五卷五《秦隋之恶》条，四部丛刊本。
    ④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54页，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北京。
    ⑤参见韩国磐《论柳宗元的《封建论》见《隋唐五代史论集》第433页，三联书店1979年10月第1版。
    ⑥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封建论》：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指郡县制），周“失利于制（指“封建”诸侯），不在于政。”
    ⑦参考白寿彝先生：《谈史学遗产》，见《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第50页，海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
    ⑧蒋祖棣：《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新考察--读张光直先生的两部考古学论集》，载《读书》1987年第3期。
    ⑨王夫之《黄书·大正》。
    ⑩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1）王夫之《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