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篇文章的出发点今天在我们这个学科中是多余的。我们都熟悉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可以想象的编史工作领域，著作和文章每年都以势不可挡的数量产生，想理解所有这些书和文章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就会明白了。20年前，想要深入研究霍布斯政治学的人只须读由沃特金斯和沃伦德所著的关于霍布斯的评注就可以了。然而，任何一个在1989年有勇气试图有意义地去论述霍布斯的人，都首先不得不读完20到25篇象他们一样精心写成的研究论文，因为这些研究通常有很高的质量，以至一个人不能弃之不理。这种文章生产的过剩有两个结果。一是关于霍布斯的讨论倾向于对他的解释更胜于对他著作本身的讨论，著作本身由于今天各种解释的争论几乎遗忘了。二是由于解释的多方面，使霍布斯原来的文章逐渐失去了作为他那个历史时代主宰者的功能。这样做最终的自相矛盾的结果是，文章本身在一种解释中不再具有权威性。我们被迫对学生不去读《利维坦》，而最好首先去开辟一条通往解释之林的途径。简言之，我们不再有任何原来的文本，只有对它们的解释。
    在历史编纂学领域中情况也十分相同。尼采100多年前所恐惧的历史编纂学本身妨碍了我们关于往事的研究，现在似乎已变成了现实。我们在其它事情中认为文明是一种过度与短缺的适宜的中和。然而，在我们今天理智的酒精中毒中，任何中和的寻找都失去了。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缺少保持某些使失望的历史学家放心的前景。荷兰史学家罗曼在这种文章生产过剩中看到了一种走向专业化的倾向。因而，他为一种理论化的历史学而呐喊。这种理论化的历史学将取消我们由于专业化而引起的只是对往事的片断的掌握。理论化的历史学能够把我们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立足点，由此我们可以再次审视这种由专业化和文章生产过剩而引起的纷乱，并使其变得有秩序。另一条走出这种窘境的路，是由“年鉴派”开拓的。他们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追究对往事中新的东西的发现上。通过这一战略他们的确使自己获得了再次在一种未受损害的状态下发现历史的机会。当然这只提供了暂时的安慰，不太久之后，无数其它的历史学家将猛扑在这些新的论题上，并且它们也将被一层厚厚的、不透明的解释的外壳所覆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对于这种在所有领域象癌肿一样正在扩散的历史文献的生产过剩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一种对50年前纯正的历史界的渴望象令人失望的辞呈一样毫无用处。我们必须明白没有回头之路。今天忙着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比从希罗多德到1960年所有的历史学家还要多，禁止他们所写的新书和文章的产生是不可能的。抱怨不会给我们任何向前的东西，然而却能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公正的认识立场，也就是我们把自己看作处于历史学家的立场，来界定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与过去的联系。
    从传统的编史工作的意义上讲，当代历史文献的过剩的确可以被视作荒谬的。今天的历史编纂学撕破了它传统的、自我合理的外衣，需要一件新的外衣。这不是为了教给历史学家如何开始他的工作，也非为了发展一种历史学对生活有用与否的理论。这个陈述的前半部分是指，作为历史学家，其工作方法和作用超出了编史工作本身，如果历史学家认为某些东西有意义，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后半部分则是指，我不相信历史编纂学存在有用与否的问题。我这么看并不意味着历史编纂学是无用的，而是指关于编史工作有用或不利的问题是一个不恰当的问题，用赖尔的表述是“一个范畴错误”。与诗歌、文学、绘画一样，历史及历史意识属于文化，无疑能够被问及文化的用处。编史工作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形成某种科学研究或政治观点的有用性意见的背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和政治不属于文化。如果某种东西有用或有害或能使我们操纵世界，它就不是文明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试图为历史编纂学寻找一件新的外衣的话，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使其适应当代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很奇怪，史学家或哲学史家很少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对过去40年的当代史学发展与文学、文学批评等文明的其它方面的比较上。
    我们正生活于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在关于信息的理论建立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对我的文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很奇怪，人们经常用“信息流动”、“信息运动”、“信息传播”等词谈论信息，似乎它是某种物理的东西。信息似乎表现为一种带有粘性的物质，我们有被它淹没的危险。二是当我们谈论信息时，它已承担了关于那个信息的实在主体的明显突出的位置。作为一个给出的信息陈述，象“1984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这个信息陈述本身隐藏在它所描述的事件的背后。这个事实就是信息本身，而不再是那个信息背后的东西了。这给了信息一种属于它自己的自主性和物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