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以一种奇怪的天真将往事的本质看成是植根在事实与观念中的好奇心的混合物。历史观念教条认识论上的天真只在一种时候是可能的，即当往事本质的可理解性中的信仰与忠实被认为是当然的，没有人具有他自己的本体论傲慢的暗示时。
    我想通过下面的想象来澄清前面指出的历史意识中的活动。把历史学比为一棵树。西方历史编纂学中的实在论传统，把历史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树干上。当然，是以思辩的体系；他们限定树干的性质和形式。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科学的历史编纂学值得赞赏地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事实上在过去曾发生过的事件上，以其对这种善于接受的计划的缺乏位于这个树的树枝上。然而，从这个位置上他们的注意力仍集中于树干之上。正如他们思辩的前人一样，历史主义者及所谓的科学的历史编纂学的倡导者，仍然怀着能够彻底说出关于树干的某种根本的东西的希望和借口。这种所谓的科学的社会史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一范围内是非偶然的。无论是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的术语来表述，自从历史主义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始终把目标集中在对透过往事来研究的实在论路线的重建上。
    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特别是建立在精神史之上的）的产生，一种破裂第一次出现在这种历史悠久的实在论传统中，补充一点，这里我指的不是理性的破裂。选择的目标不再是落在树干或树枝上，而是落在树叶上。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观中，目标不再是一体化的、综合的和完整的，而是一些零碎的东西被作为注意的中心。若是15-20年前，我们会奇怪地自问，为什么历史能这样写法，它要说明什么。且这个显然的问题当时会由我们的现代主义的愿望，敦促我们弄懂什么是历史著作的内涵。然而，在反实在论的后现代主义的唯名论观点中，这个问题失去了意义。
    这产生了我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即：后现代主义编史学的特点是，树叶相对松散地依附在树上，且当秋天或冬天到来时，它们便被风吹去。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可以说西方编史学的秋天已经到来了。首先，它当然地存在于我们时代的后现代主义的本质中。我们的反实在论已经减轻了我们对科学的和传统的编史工作的委身。1945年以来，欧洲在世界中位置的变化是第二个重要原因。欧洲大陆的历史已不再是世界史。我们看成是树干的西方历史已变成了整个森林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告诉我们历史的变化的叙事、理性的胜利及由于19世纪工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带来的斗争只是区域性重要的了。且由于这个原因不再适合记叙了。1960年同时席卷西方和东方的寒风，在本世纪后半叶最终也同样吹落了历史之树上的树叶。
    现在为西方编史工作所剩下的事情就是收集落叶，独立于它的根枝去研究它们。这意味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已被彻底搜寻。当我们收集这些往事的落叶时，所重要的不再是它们在树上的位置，而是由它们现在的情形我们能塑造的模型。罗蒂写到：“从歌德、麦考利、卡莱尔和埃墨森时代开始，已发展出一种新的写法。它既不是文学创作优点的估价，也不是思想史、道德哲学或认识论的社会预言，而是所有这些混合在一种新的类型中”。
    正确的历史范围已经失去了其传统的重要性、功能和作为背景的性质。这不是由于人们渴望占领与历史无关的位置，或是缺乏公正地对待历史过程的愿望，而是由于人们已经放松了历史的范围。正象树叶彼此不相连，它们的相互关系只是由树枝树干保证的一样，正是上述实在论者的假设曾经保证了这种“令人放心”的历史范围所起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要误解我，我不是在提出一种新的把当代模型强加于往事之上的新的主体性，这是现代主义者的东西。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我们应该避免指出任何过去时代的实在论模型。因而，我们对最近为了寻求历史编纂学的位置和尊重而向古老的德国文化的观念注入新的生命的企图的意义表示怀疑。然而我们比同情社会史学关于编史工作有用性的科学天真的论证更同情这种企图。因为，深入研究前者如同鞭打一匹死马。另方面，老的文化观念的复兴对我们今天文明的地图式的本质来说的确是一个有意义的反应。今天的文明不能教给我们何处能够比地图走得更远。如果我们做出了选择，它也不能教给我们是经过较短的路线或是经过景致如画的弯路旅行。但古老文化观念的现实化至多给我们一个岂今为止我们所行进的路线中的好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