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研究工作越来越多地带上学术探讨的性质，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就对毛泽东一代领导人的研究来说，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歌颂和诠释性质，主要是歌颂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诠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观点。三中全会后，研究者们解放思想，力求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除充分估计他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做的贡献外，还涉及他们（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除作个体研究外，还作领导集体的研究；对集体的研究，既涉及各个成员共同的方面，也涉及他们各自独特的方面和彼此间曾有过的分歧、争论；除事业和思想理论层面的研究外，还涉及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格；不仅有生平思想的宏观研究，还有重要细节的微观考察。经过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一批学术价值高、影响大的作品问世。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年谱（1893-1949）》、《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朱德传》、《朱德年谱》、《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邓小平思想年谱》、《陈云年谱》，以及集中代表张闻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的前期张曾在党中央“负总责”）研究成果的《张闻天传》（程中原著）、《张闻天年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著作组编，张培森主编），等等。这些著作主要依据原始档案和其他第一手资料写成，信息量大，可信度高，比较客观、准确地记述了传（谱）主的生平和思想。
    第五，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趋于多样化。除文字形式的书籍、文章外，近年来，又增加画册、画传、电视文献片、光盘、网站等多种形式。
    三中全会后中共领袖人物研究之所以会出现突飞猛进、蓬勃发展的局面，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原因之一：前面列举的中共领袖人物，都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造出的民族精华，都是不朽的历史伟人。他们业绩辉煌，思想深邃，道德高尚，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中华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们的著作，他们的思想、才华、智慧、道德、风貌，都值得后人学习、发扬。总之，他们是值得研究者们研究、应该研究、必须研究、也吸引研究者研究的杰出人物。这是领袖人物研究迅猛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
    原因之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领袖人物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思想条件。如，人们不再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切胜利、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一个人领导的结果，逐渐形成中央领导集体或领袖群体的概念。在毛泽东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核心，功劳和贡献最大；其他领袖人物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集大成者，其他领袖人物也都有各自的创见。领袖们团结一致，共创伟业，但彼此间也曾有分歧，有争论，甚至误解。他们建立了丰功伟业，英明伟大，但也有或是共同的或是各自的历史局限，等等。因为有了思想上的解放，才拓展了研究领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推动研究工作走向深入。
    原因之三：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特别是同中共党史研究密切相关。三中全会后，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获得很大发展，从而也推动了领袖人物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中共党史上的所有关键性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入的领袖人物研究才能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也为领袖人物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两者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原因之四：中国史学有注重人物研究的传统。自司马迁写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后，两千多年来，传记史学长盛不衰。三中全会后史学大发展，人物研究取得的成果尤为显著。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各行各业的著名人物，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实业家、文艺家等，没有传记出版的，已经很少了。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正是整个人物研究大潮中突出的部分。
    原因之五：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学会组织的推动。20年来，党中央对整理老一辈革命家的遗产，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总结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一直十分重视。成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就是明显的一例。文献室内对毛、周、刘、朱、任、邓、陈和新一代领导人都有一批学者作专门研究。对已故领袖的所有重要纪念活动（如诞辰百周年纪念），都是中共中央直接组织的，都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发表讲话。每一次纪念活动，对领袖人物的研究都是一次推动。截至目前，虽然还没有任何一个全国性的、以领袖个人名字命名的研究会，但全国性的、以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宗旨的研究会，或地区性的以领袖名字命名的研究会，则多有组织。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上海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现称研究中心）、吉林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江苏、漳州、淮安、重庆、天津、南京等省市周恩来研究会，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河南刘少奇党建和经济思想研究会，武汉大学刘少奇研究中心；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一些中央部门、地区、学校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这些学会、中心都对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