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领导集体”综合研究的兴起
    这是近些年中共领袖人物研究取得进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9年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提出了“三代领导集体”的观点。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过成熟的、有能力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即“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毛刘周朱是成熟领导集体的第一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第二代，现在建立的是第三代。“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第一代核心是毛泽东，第二代实际上的核心是邓小平，第三代核心是江泽民。[1]党史界有人把邓小平的相关论述称作“中央领导集体代际理论”，认为这一理论“是培养合格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代代相传、以达到巩固政权和加强中央权威的重要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
    “三代领导集体”观点的提出对推进中共党史和中共领袖人物研究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明显的。它展示了一个新的研究角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就是开展对毛、邓、江几代领袖人物和集体的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可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对“第一代”和“第二代”、主要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两个概念相继正式提出后，更加多起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毛泽东思想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不少论者的研究课题。一些论者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体系，它们在宇宙观和方法论、理论体系、理论发展道路、理论宗旨、理论最终目标五个方面，都是统一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区别，是由于理论的创造者处于不同的时代环境，从而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定位不同，对完成肩负历史任务而进行经济建设的模式选择也就不同。毛泽东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代表了八九十年代。[3]论者们不赞成以毛压邓或以邓贬毛的做法，而着重阐明后者对前者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或称纠正、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历史上“一脉相承，两个阶段”的关系。[4]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不少论者赞成“始于毛，成于邓”的观点。还有一些论者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刘少奇和邓小平作比较研究，指出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先驱者，他们的不少思想观点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渊源。（注：如刘国光等在《学习周恩来经济思想》的文章中认为：周恩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者和先驱者之一”。石仲泉在《周恩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又一历史伟人》文章中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观点直接来自周恩来。”王凤胜等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贡献--论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文章中认为：周恩来60年代前期的文艺思想，是连接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伟大桥梁和闪光纽带”。以上见《周恩来百周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405、75、1144页。黄峥在《论刘少奇的历史地位》文章中认为：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主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萧栋梁在《刘少奇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文章中认为：刘少奇的探索，“是今天改革开放的先声，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优秀成果已凝聚到邓小平理论之中”。以上见《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70、604页。）
    二是对毛、邓、江“三代领导集体”的综合研究。一些论者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长河，即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富强的奋斗过程中，考察了三代领导集体各自的独特贡献，这就是：20世纪中叶前后50年中，毛泽东顺应世界革命的潮流，领导中国人民站了起来；20世纪的最后20年，邓小平顺应世界改革的潮流，领导中国人民富了起来；世纪交替之际，江泽民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强了起来。[3]有人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代接力赛”来比喻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5]更多的论者则是就党的某一方面的方针政策、重大决策、理论观点、建设实践等，对三代领导人的贡献进行综合研究，如：三代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三代领导人对统一中国的战略思考、三代中共领导人的文化观、三代领导集体全球战略观的演变、三代领导人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展、三代领导人与水利，等等。有的论者还探讨了“代与代之间的交接、转换的方式及其规律”，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具有“党的领导集体的成员与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相一致”的特点和优点，这是“党的领导集体形成的最佳状态”；但这一代领导集体历时30多年，造成集体年龄老化，领导人实际上的终身制，使领导集体最后“被动结束”，两代领导集体之间出现“过渡局面”，这不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第二代领导集体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没能达到集体成员与机构成员相一致的最佳状态；但这一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换是主动完成的，两者之间不必经过一个过渡阶段，这使第三代不用像前两代那样花大力气去纠正占统治地位的路线上的错误，而直接在前一代打下的基础上前进，这是我们党日益成熟的重要表现。[6]在领袖著作方面，已相继有多种集纳三代领导核心相关论述的著作集出版，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论党的建设、论党的作风建设、论思想政治工作、论干部监督、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等。
    三是对“第三代”继承和发展“第二代”理论与事业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在近几年逐渐开展起来。如2000年12月在四川德阳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从10个方面论述了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包括：全面阐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确定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深层次探索；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12个方面的关系，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对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以“一国两制”模式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开创全方位开放的外交新局面。对江泽民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所作的贡献，已有许多学者进行概括和论述。
    四是对每一代（主要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体研究。这一点将在下面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