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政府为消除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做出不懈努力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反对任何分裂我国的图谋，同时，在斗争中坚持实行正确的方针和策略。目的很清楚，就是从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努力实现中日关系的正常化。而这场斗争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的正确解决。
    （一）坚决反对旧金山片面媾和与“日台和约”，反对日本内阁岸信介等的“两个中国”政策
    在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约”签约前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曾进行了多次谴责和批判。从1950年12月4日到1952年5月5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先后发表了五次声明，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旧金山对日单独和约的立场。1952年4月28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宣布旧金山和约生效。同一天，日本吉田政府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也签订了“和约”。在该“和约”签订后至同年8月的4个月中，周恩来总理、章汉夫外交部副部长、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等中国领导人陆续以政府声明、谈话等形式先后表示反对“日台和约”的签订，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约”的基本方针和严正立场。主要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二是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约”是在美国政府违背国际协议一手策划和操纵下签订的，因此是非法的、无效的；三是对旧金山和约与“日台和约”的签订，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坚决反对的。总之，这一时期中国政府批判的重点在于美国，特别强调，吉田内阁确实是反共反华的，但“是美国政府强行让吉田政府和国民党残余反动派缔结了所谓的‘日华和平条约’”。[14]
    针对岸信介内阁上台后所采取的以“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手法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言行，中国政府首先在舆论上进行了充分的揭露。1957年7月25日，周恩来会见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和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记者，就中日关系发表了谈话，谈话中对岸信介内阁一系列敌视中国的言行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驳斥了他在台湾发表的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谈话。对岸信介政府破坏中日贸易协定、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的做法，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于1958年5月9日接见新华社记者时指出，岸信介为了讨好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公然破坏中日贸易协定，并且对中国进行恶意的和侮辱性的攻击，纵容暴徒在长崎侮辱中国国旗，说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7]（P,370）
    中国政府除了通过外交手段和在舆论上进行抗议和批判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为了维护中国的尊严，1958年5月11日，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向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宣布中国决定和日本断绝一切经济、文化交往。于是，中国停止与日本的一切新的贸易谈判，并废除中日钢铁贸易协定；正在东京谈判钢铁协议合同的中国五金矿产公司代表团停止谈判回国，中国政府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的许可证；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中日渔业协定；原定由鲁迅夫人许广平率领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延期访日；正在日本进行公演的中国歌舞团立即停止演出回国。由于岸信介内阁的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日各个领域的友好交往完全中断。
    中国政府和人民强烈反对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行动，收效是明显的。反对岸信介的抗议活动迅速在日本各地展开，并同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结合起来，形成声势浩大的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统一行动，最终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被迫取消了支持岸信介内阁的访问计划。1959年6月23日，岸信介被迫辞去首相职务。
    20世纪60年代中期，针对佐藤上台后进一步推行“两个中国”政策，中国政府也是首先进行了政治上的揭露和斗争。1964年11月25日，针对佐藤上台后一系列破坏中日关系，特别是鼓吹所谓“台湾归属未定论”、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反对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的所作所为，《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评论明确指出：“佐藤政府之所以如此卖力地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除了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以外，还抱有不可告人的打算。这就是：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实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阴谋，然后以所谓‘台湾归属未定’为借口，攫取台湾，恢复日本军国主义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并警告说：“佐藤荣作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7]（P,767-768）针对1967年9月7日佐藤效法岸信介访台的言行，9月8日，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代表吴曙东发表声明，指出这一行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中国的政治挑衅行为。[7]（P,874）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佐藤政府正在走东条的老路》，指出：佐藤荣作访台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企图再次非法占领中国领土台湾，这种罪恶阴谋必将完全破产。11月28日、12月25日，《人民日报》又连续发表社论，批判佐藤的“台湾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的谬论。
    在中国政府的批判攻势面前，20世纪70年代初，佐藤不得不考虑采取行动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仍然坚持“两个中国”政策。《保利书简》（注：《保利书简》是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于1971年11月托人给周总理带来的一封信，信是经佐藤与外相福田同意后发出的，信中说：日本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这是佐藤内阁面对日本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做出的政治姿态。）就反映了这一两面政策。周总理拒绝接受《保利书简》，并且在接见递交这封信的美浓部一行时严厉地揭露了这封信的欺骗性。此时，中方明确采取了“不以佐藤为对手”的方针。佐藤从此陷入尴尬的困境，不仅激起日本人民和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而且在国会也遭到在野党的猛烈攻击。在各方强大压力下，1972年6月，佐藤正式发表声明宣布引退，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清除了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