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朝野围绕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分歧和斗争
    台湾问题之所以能最后妥善地得到解决，使中日邦交正常化，离不开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努力。这里，斗争同样是尖锐的、复杂的。
    （一）在野党与自民党内有识之士支持中日复交三原则、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懈努力
    如前所述，中日复交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在野党提出来的。继1971年7月公明党提出五原则之后，1972年3月，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率团访华，同中日友好协会进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1971年4月，执政的自民党五大派系之一的三木派首脑三木武夫访华。三木在北京同周总理举行两次会谈，他主张承认“中日复交三原则”。身在自民党、曾任岸信介内阁外务大臣的藤山爱一郎，晚年致力于日中友好和促进日中复交，并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他不怕亲台势力的围攻，甚至冒着受“党纪”处分的危险，于1971年10月2日率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在与中日友协代表团签署的联合声明中，确认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则。这表明不仅是在野党，即使是执政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积极支持“中日复交三原则”。
    “中日复交三原则”在1972年由中国方面归纳整理正式提出后，一些长期为中日友好奔波的日本老朋友更是穿梭于东京与北京之间，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在这些重要人物中，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是其中之一。1972年7月12日，佐佐木更三访问北京。在出访前，他专门会见田中角荣，探询对复交三原则尤其是处理台湾问题的意见。佐佐木问：在复交三原则中，废除“日台条约”是最重要的，你的想法如何？田中说：“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有绝对把握处理台湾问题，我同意复交三原则。”佐佐木为慎重起见又问：如果周恩来问及此事可以这样回答吗？田中明确地说：“一定实行”。7月16日，佐佐木更三将田中角荣的意见转达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立即表示：“欢迎田中首相来北京，商谈两国复交问题。”[19]佐佐木回到日本，立即将这一信息转告田中首相，坚定了田中首相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信心。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也是促进复交三原则实现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在1972年7月25日访华前，竹入与田中、大平举行了四次会谈，听取了他们对“中日复交三原则”的态度，特别是对台湾问题等重大事项的想法和意见，并把这些重要信息转告给周总理。竹入访华期间，先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进行会谈，又连续三个晚上直接同周总理先后共谈了10个小时。竹入以他同大平和田中会谈的基本内容为基础整理出十几个问题交给周总理，并就日方的想法和主张做了具体和详细的说明。周总理也非常认真地阐述了中方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基本态度和想法。竹入几乎一字不漏地记下了周总理的讲话，并整理成十分完整的记录，这就是世人所说的“竹入笔记”。竹入义胜回国后，于8月4日向田中首相转达了中方对中日复交的态度，并将“竹入笔记”交给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这样，田中和大平了解了中方谈判复交的底牌，决定访华。总之，正是这些日本老朋友的全力相助，中日邦交正常化才得以顺利实现。为此，周总理在两国复交前夕提出“喝水不忘掘井人”，表达了中国人民对这些努力促进中日友好的日本朋友的由衷敬意。
    （二）田中内阁力排众议以“政治决断”扫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
    田中内阁上台以后，清醒地认识到日中关系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确实有很大阻力。首先要说服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势力，以在自民党内形成一致意见。在当时的自民党内部，亲台派占60%-70%，并影响着外务省。据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回忆，在田中内阁决定访华前夕，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坚决反对抛弃台湾，曾多次寻机发难。就在田中内阁发表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政府见解”的1972年8月3日，大平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其前身为自民党“中国问题调查会”，7月13日改组扩大为“协议会”）常任干事会上，就日本政府处理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基本态度做了说明。他指出，若同台湾原封不动地保持“外交关系”，日中双方就不可能达成协议。结果，贺屋兴宣、北泽直吉、藤尾正行、渡边美智雄等“台湾帮”抓住大平的这番讲话，群起而攻之，干事会一片混乱。直到小坂善太郎说，“大平外相的发言不是政府的见解”，才使会议收场。为对“台湾帮”寻机发难进行牵制，田中首相于8月7日特意安排了同内阁记者俱乐部的各媒体记者进行恳谈。他说：我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正在迅速成熟，舆论也已形成。在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没有一个继续与台湾保持关系的，日本也不能例外。“协议会”决定召开全体会议，小坂会长根据干事会讨论结果提出两点请求批准。第一点是“使日中邦交正常化”，第二点是“为此，田中首相访华”。“台湾帮”虽对这两点不持异议，但又指出，“这并不意味着首相访华日期和邦交正常化的内容全权委托政府”。1972年8月17日，“协议会”再次召开干事会，“台湾帮”借大平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答辩时将所谓“日华条约”说成“日台条约”而纠缠不休。然而，尽管“台湾帮”一再掀起逆流，但在8月22日召开的总务会上，仍将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实现田中首相访华作为自民党的决议予以通过。在此情况下，“台湾帮”虽未停止挑衅，但也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了。
    1972年8月15日，田中首相在帝国饭店会见了孙平化和肖向前，正式决定访华。这样，“协议会”干事会必须在9月5日之前确定基本方针。然而，由于自民党内仍然存在分歧，小坂会长感到非常为难。9月4日，小坂为此拜访了田中首相，田中明确地告诉小坂，“台湾帮”主张的“两个中国”论，只能导致“一中一台”，绝对不能接受。他要求小坂以此为前提将“协议会”的意见统一起来。在9月5日召开的“协议会”干事会上，果然意见纷呈，提出了各种方案，除了“小坂会长方案”和“贺屋兴宣方案”外，还有其他鹰派方案和鸽派方案。小坂会长不知所措。正当小坂准备宣布会议延期的时候，中川一郎和渡边美智雄提议“以对会长方案在字句上加以修改的方式解决”。这时滨田幸一也提出撤回“对小坂会长的不信任案”。面对年轻鹰派议员态度的突然软化，一直攻击外务省的贺屋兴宣集团也束手无策了。“田中邦交正常化基本方针”顺利通过。事后得知，形势之所以发生戏剧性变化，是因为田中早已对这些年轻的鹰派议员做了说服工作。[20]
    为了进一步说服自民党内“台湾帮”，田中还让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在他访华之前随小坂率领的自民党国会议员代表团来北京，亲自听一听中国的声音，以促进党内对日中邦交正常化意见的统一。小坂一行到达北京后，周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了“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性转变及其应吸取的历史教训。同时，对田中内阁在处理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上所面临的困难表示予以适当照顾和体谅，但强调只能是在日方接受恢复邦交三原则的基础上，而不能颠倒过来。周总理对于第一次来华访问的自民党议员给予很高的评价。经过周总理的这次接见以及中国方面同日本代表团成员的争论、交流，自民党内不同意见已趋统一，一些人从唱反调转到支持田中首相的对华政策。同时，在田中访华之前，又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作为政府特使到台湾去做解释工作，安抚蒋介石亦并安抚自民党内的“台湾帮”。
    田中、大平等人所做的上述一系列工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扫除了障碍。在这场斗争以及尔后的一系列工作中，人们不能不佩服田中首相的政治决断。之所以说是“政治决断”，一是因为田中内阁决定恢复日中邦交是冒着谈判破裂和被反动势力杀害的风险的（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于1966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公会堂讲演时被右翼分子刺杀身亡）。据日本报刊披露，当时田中曾对大平外相说：“大平君，我们做这件事，不知会怎样，反正人是要死的，要死就一块死吧，我是有这个准备的。”大平也同样做好了精神准备，他曾与很熟的记者说：“不知什么时候，我会被反动势力所杀掉，但愿老天助我一臂之力，令我谈判成功。”大平在访华前吩咐其秘书道：“万一谈判破裂，我可能不再回日本了，而且这场谈判还不知有多大风险，因此我不在的时候就有劳你了。”[20]二是因为在谈判出现分歧和僵局的情况下，田中能够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局出发，果断地做出决定，使谈判峰回路转，取得圆满的结果。如前所述，在谈判过程中曾出现一些波折甚至僵局。当外务省高岛的发言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后，谈判暂时休会。田中把外务省官员叫到自己房间严肃地教训了一顿。田中说：“你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很有学问。但不要钻牛角尖。请你们提出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见解来，责任由我负。”早坂说，当时的外务省总想以暧昧的方式处理“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问题”。然而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一现实，日中是不可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田中在大平的支持下，排斥了外务省的抵抗，第三次首脑会谈时，田中明确表示要在联合声明中写上“结束战争状态”和“台湾问题”。田中终于以“政治决断”重新改写了中日关系的历史。早坂对此评价说，战后经过27年日本历届政府都未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这对为不幸的日中关系深感痛心并强烈希望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两国国民来说，过程实在太长了，而田中就任首相后仅仅用了84天就实现了这一历史性的壮举。当然，这不是田中一人所能做到的，然而，如果不是田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20]的确，田中的“政治决断”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后实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还应看到，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因素还有很多，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苏对立激化，美国则设法谋求从越南战争中“体面地撤退”。在这一背景下，1971年7月发生了戏剧性的中美和解。在未出现中美和解时，中日恢复邦交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同时，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多年努力和日本朝野有识之士的执著奋斗及日本人民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的冲击，才使田中角荣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战胜福田纠夫当上首相后，立即着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并努力实现了这一壮举。
    ［收稿日期］2002-03-03
    【参考文献】
    [1]［日］吉田茂：《回想十年》第3卷，新潮社1957年版，第73页。
    [2]“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金山和约和中日和约的关系》（1966年），台北，第169-170页。
    [3]日本外务省亚洲局监修：《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1969年）》，霞山会1970年版，第27-28页。
    [4]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亚洲的未来》（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75页。
    [5]［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6]1957年6月4日《朝日新闻》。
    [7]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8]［日］《资料--战后的日中关系》，创纪房事业出版部1971年版，第37页。
    [9]196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10]［日］石川忠雄：《战后资料：日中关系》，日本评论社1970年，第330页。
    [1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
    [12]［日］吉泽清次郎主编：《战后日美关系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13]［日］白根滋郎：《战后日中贸易关系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14]日中国交回复促进议员联盟编：《日中国交回复关系资料集》，东京，1972年，第41页。
    [15]1958年7月7日《人民日报》。
    [16]《公明党也主张废除日华条约》，［日］中国之会编集：《中国》，1971年8月号。
    [17]1971年7月3日《人民日报》。
    [18]《中日条约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19]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20]《田中角荣秘书早坂茂三访谈》，1999年9月29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