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民国历史应该把握的几个历史转折
    我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有一个观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经历了“沉沦”和“上升”的发展阶段，所谓“沉沦”和“上升”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
    人们常说，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失败时候起，中国社会便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便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沉沦”。这是以往的历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种解说。大约20年前，有学者发表论文，提出近代中国不仅有“沉沦”，还有“上升”。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是相对于独立国家而言的，半封建是相对于半资本主义而言的。半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社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资本主义的存在，就是“上升”。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有“沉沦”，而且有“上升”。这种“沉沦”和“上升”是同时并存的。这是历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又一种解说。
    说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陷入“沉沦”，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政府腐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仅止于此，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此后的中国有积极的、向上的发展。说近代中国的“沉沦”中有“上升”，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因为它看到了在沉沦、屈辱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上升的因素。但说在“沉沦”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向上的因素”，“沉沦”与“上升”同时并存，也不能恰当地解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怎样解释才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呢？
    帝国主义侵略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沉沦”，使独立的中国社会变为半殖民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受到严重损伤。但是，“沉沦”也不是中国社会的惟一标志，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社会也不是永远沉沦下去。即使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这个“深渊”也应该有一个底。
    这个深渊的“底”在哪里？底就在20世纪的头20年，就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为是“谷底”，所以是中国社会最困难的时候。
    台北的张玉法教授认为《辛丑条约》以后，列强对中国的态度趋于缓和了，这种认识与历史事实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最大的打击，帝国主义更加重了对中国的侵略，西有英国对西藏的大规模武装侵略，东有日俄在东北为瓜分中国势力范围进行的武装厮杀，北有俄国支持下外蒙古的独立运动，南有日本、英国、法国在台湾、九龙租借地和广州湾租借地的统治；到1915年以后，又有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袁世凯政府对日签订丧权辱国的所谓《民四条约》、辛亥革命以后又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出兵青岛和山东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至于极点。看起来中国社会变得极为黑暗、极为混乱，毫无秩序、毫无前途。这正是“沉沦”到谷底的一些表征。但是，正像黑暗过了是光明一样，中国历史发展在谷底时期出现了向上的转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壮大起来，并导演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的伟大历史事件，这个革命失败后，中国人重新考虑出路。于是，新文化运动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马克思主义大规模传入并被人们接受也在这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这时改弦更张，重新奋斗。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候成立并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明确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前，中国社会也有不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改革派的主张和呐喊，但相对于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而言，不占优势；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如日本侵华），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像一个元宝形，开始是下降，降到谷底，然后上升，升出一片光明。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直到20世纪初期，北洋军阀时期，深渊到了谷底，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时候面临的主要是“沉沦”，虽然，这时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实际上存在着积极的、向上的因素，但这种因素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相对于社会“沉沦”主流来说，它是弱小的；北洋军阀往后，直到40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渐渐走出谷底，随着新的经济因素不断成长、壮大，随着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随着人民群众、社会精英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日渐觉醒，社会向上的、积极的因素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流因素，影响着社会向好的方面发展，虽然，消极的、“沉沦”的因素仍然严重地存在，其对中国社会的压迫，甚至不比北洋军阀时期以前弱。但是由于有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经济力量、人民群众的普遍觉醒这样的上升因素在起作用，终于制止了帝国主义使中国滑向殖民地的企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屈不挠奋斗的历史。所谓屈辱主要体现在历史的“沉沦”时期，所谓奋斗，主要体现在历史的“上升”时期。这不是说历史的“沉沦”时期没有奋斗，那个时期中国人民有过不少次的奋斗，但是，由于觉醒程度不够，物质力量不够，斗争经验不够，那时候中国人民的奋斗还不足以制止中国社会的“沉沦”；在历史的上升时期，不是没有屈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甚至比以往历次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但由于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和空前的艰苦奋斗，中国社会不仅避免了继续沉沦，而且赢来了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造就了基础条件。
    以上这个观察运用到民国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基本上是近代中国的上升期。1901年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这个谷底时期，是黑暗到黎明的转折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期。表现“沉沦”的阶级力量还很顽强，表现“上升”的阶级力量不又够强大。这种顽强和不够强大，体现为“沉沦”与“上升”的交替表演。其中，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导致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期的起点，它又是民国历史的起点。它是谷底时期“沉沦”与“上升”交替表演的第一个回合。接着，袁世凯掌握北京政权，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失去政权，形成交替表演的又一个回合。1913年宋教仁被刺，孙中山、黄兴发起“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宣布就任民国正式大总统，是这时期交替表演的第三个回合。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袁世凯从称帝到气急而亡不过5个月，这是交替表演的第四个回合。黎元洪任大总统后，发生张勋复辟和段祺瑞“再造共和”那样的政治局面，那实际是专制与共和斗争的一个表现形式；接着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号召维护《临时约法》；接着发生北京学生的五四运动和上海工人的六三运动，掀起了前所未见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谷底时期交替表演的第五个回合。我们看到从辛亥革命表现出来的民国历史的起点，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升”时期的起点，到五四运动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上升”的阶级力量在明显地成长、壮大，“沉沦”的阶级力量在逐渐消退。在辛亥革命所造成的那样大的革命声势下，革命派为什么不能执掌国家政权？我们现在可以回答，辛亥革命所处的那个时期，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沉沦”到谷底的时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期，也是专制和共和的转折期。这个时期是民国历史的第一个转折期。这个转折值得认真研究。应该说，这个转折，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意义，至今的研究都很不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个合作导致了工农运动的高涨，导致了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高涨，最终导致了北洋军阀的垮台。这是民国历史的第二个转折。对于这个转折，当时的人们是没有看得很清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发动的重大的改革，对于国共合作反对北洋军阀的政治动向，在最初并没有引起北方军阀的注意和重视，也没有引起当时北方社会舆论的深切关注，甚至也没有引起列强的严重注意。换句话说，当时北方各军阀并没有把南方改组后的国民党和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关注的重心，仍是北方政局的发展变化。对南方国民党的革新，对于国共合作，认为它不过是跟着苏联“赤化”而已。甚至到南方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方各军阀仍未把北伐军当成对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或者认为蒋介石也会像过去孙中山的几次北伐一样，不过虚张声势而已。号称拥有七八省的人力物力的吴佩孚，也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交锋，虽然遭遇不利，但他仍然充满自信，自以为扼守湖北咸宁汀泗桥这一天险，北伐军便莫可奈何。未料吴佩孚的部队在数日之间，一败于汀泗桥，再败于贺胜桥，这不仅出乎吴佩孚意外，社会舆论也一度大哗。汀泗桥、贺胜桥一战，使睥睨一世的吴佩孚威名扫地。从此以后，北伐军的声威震动全国。南方的革命军和革命政府也从此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这个转折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形成。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民国历史的第三个转折。这个转折埋下了国共两党长期不和、长期斗争的根苗，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思想发展的走向，影响了社会制度选择的方向。北洋军阀的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上升”；而代表“上升”时期的政治力量的分裂，尤其是国共合作的破裂，又严重阻碍了社会“上升”的力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形成了民国历史的第四次转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经过十年内战的损失和长征的挫折，已经变得很弱小了。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步伐加快的形势下，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增长，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事变。共产党看到了西安事变并非张、杨的个人行为，看到了1931年以来的民族救亡的民众运动在反蒋的政治力量中的反映，看到了日本侵华导致了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民族矛盾的骤然上升，于是紧紧抓住了抗日的旗帜，这个旗帜，代表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民族心理和要求，以此为据，促成了国共的再次合作。这次合作，不仅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初步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废除了列强在华治外法权以及由于签订1901年条约，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沉重负担。在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共之间有许多矛盾和摩擦，特别是皖南事变使这种矛盾和摩擦达到了高潮，但都因为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而化解了，没有造成国共合作的再次破裂。由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空前调动了全民族的救亡意识、民主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标志着近代中国“上升”趋势的形成。从这时候起，“沉沦”那样一种社会发展趋势，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不复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了。
    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和谈签订的协议和政协会议的决议的不能履行，1946年6月内战的开始，是民国历史的第五次转折。这次转折所用的时间不长，但是却完成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模式，完成了自辛亥革命开始以来的“上升”趋势，完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转变。从这时候起，“沉沦”趋势就不复见于中国历史。这个转折，不仅完成了“沉沦”到“上升”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转变，也原则上完成了从革命的中国到建设的中国的转变。
    我认为，民国历史经历了38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最值得重视、最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历史现象复杂纷纭，错综曲折，起伏跌宕，如果研究者陷入具体琐碎的考证，缺乏宏观的把握，就难以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抓住了上述五个转折点，深入研究和思考，就等于抓住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复杂纷纭的历史现象就可以像顺藤摸瓜那样，梳理得清清楚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