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局与形势的逆转
    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到国共全面破裂，东北局势的变化起着关键作用。
    进军东北是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重点。从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干部战士，开始向东北进军。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军确实抢在国民党军前面，占了先机。
    苏军出兵东北，事先并未向中共作任何通报。我军大规模进军东北依靠两个有利条件：一是解放区地域与东北接近，国民党军队远在大后方，调遣需要时间；二是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是政府接收行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我军则不受此限制，可以化装、分批、多路秘密进入东北。
    所以，当我军在东北实施战略展开后，蒋介石坚决不承认我军在东北的合法地位。他回忆说：“当时中共对政府的争执，实际的焦点乃是东北问题。”[8]蒋介石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与苏方交涉，一面调集重兵在秦皇岛等地登陆，向东北我军发起攻击。苏方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制，与国民党政府合作，限制我军的行动。中共中央于1945年10月23日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根据中央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在锦州地区集结部队阻击国民党军北上，东北局在沈阳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东北人民自治政府。然而，苏方突然改变态度，于11月19日通知我方退出中长铁路沿线城市，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苏军强行驱散刚刚召开的东北各界代表会议，并强迫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22日指示东北局“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是中央在东北战略方针上作出的一个重大转变。
    1946年1月的停战令，使东北我军的处境更为困难。国民党军可以畅通无阻地接收各大城市，我军却被捆住手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1月14日彭真致电中央：“现停战令下，全国能和平对我甚为有利。但国民党仍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且仍可能对东北进兵。蒋军不向我进攻时，我又不能向蒋军进攻，此种情况对我争取控制东北则甚为不利。”[9]
    1月26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10]这个电报表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的诚意，为了全国的和平局面，不惜在东北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然而，国民党方面将中共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步步进逼。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指责政府在东北问题上软弱无能，反对给中共以合法地位，并全盘推翻政协决议。国民党政府在此背景下，转而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并在国统区掀起反苏浪潮。苏联这才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中共控制东北。3月13日，苏军撤离沈阳。国民党军在沿中长路接收时遭到我军层层拦截，进展缓慢。蒋介石就东北停战提出五条，声称“停战只限于军事问题，其他问题不谈”；“政府为接收主权，有权去任何地方，特别是长春铁路沿线”；“凡政府军所到之处，中共军一律撤退”。（注：军委一局：《五个月来停战工作总结》，1946年6月10日。）
    中共中央作出针锋相对的决定。3月24日中央电告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为执行中央指示，我东北部队集中主力于4月7日打响了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历时40多天，是国共双方自停战令以来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役。毛泽东打的是政治仗，他要求我军以“保卫马德里”式的防御战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来换取和平与我方在东北的合法地位。但是战役以我军的失利而结束，致使国内局势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事后东北我军干部认为：在当时条件下打这样的正规战，从军事角度看是不适宜的。因为我军的武器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又缺乏打正规防御战的经验。正如四野领导层在总结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四平保卫战是由于对时局估计的错误而形成的，以为守住了四平就能获得和平。这种作战按当时一般条件是不甚适宜的。”[11]
    四平之战后，我军退过松花江，采取守势。国民党军则气焰嚣张。这时蒋介石已定下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历史的教训使我方干部的头脑逐步清醒起来。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东北局7月在哈尔滨举行扩大会议，对前段工作进行反思：“由于对蒋匪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也就在和、战问题上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对东北的严重形势没有足够估计，因而在政治上就麻痹起来，失掉警惕，没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打算了。又加上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而产生了一战成功的侥幸心理，结果除少数为争取政治代价、而又必须坚决要打的仗以外，又要处处死打硬打。许多干部迷恋城市生活，并产生了严重的享乐、腐化、厌战情绪，是和形势认识不足，群众观点减弱等分不开的。这一忽视农民群众的思想以及关于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乃是当时东北党内军内最危险的思维倾向。”（注：中南军区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