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杨秀清同样具有明确的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等论文中，系统描绘了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平等人间天国的革命理想，并把广大农民这种梦寐以求的理想，集中为不可抗拒的皇上帝的意志，把封建专制的一切残暴腐朽，归结为一定要被清除的阎罗妖的罪孽。神和妖的斗争，直接反映了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表达了农民革命的信念，奠定了农民革命的理论基础。杨秀清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思想，他在《奉天讨胡谕》等檄文中，历数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反动，宣布太平天国革命是“恭行天罚”，“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妖，同享太平之乐”。并公开悬赏，捉拿地主阶级总头目咸丰皇帝和清朝官员。这些檄文暴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罪恶，激发了人民的革命义愤，文字铿锵有力，感人肺腑。是推翻封建统治的号召书和进军令，对于人民群众踊跃投入斗争，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和动员作用。
    在国际关系上，杨秀清和洪秀全一样，根据“中外是兄弟之国，要共同生活如兄弟”的朴素的国际地位平等原则，坚持民族独立，反对外国侵略，允许外国通商，但严禁鸦片贸易。他在《答复英国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一条诰谕》中指出，“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害人之物为禁”，明确告诉侵略者“立埠之事，候后方安”，“各处关口及天下粮饷，归附天朝理所当然也”（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选辑》第129—130页。）。正因为杨秀清坚持民族独立的严正立场，所以被侵略者诬蔑为与“西方建立友谊的障碍”和“祸害”（注：1857年5月13日丁韪良致古盛函，载1857年6月13日《华北先驱报》第306号。）。
    杨秀清深厚的反封建革命思想经受了实践的检验。1847年年底，杨秀清托天父传言，稳定革命群众的情绪，挽救了革命危机，使紫荆山的革命星星之火，终于发展成为熊熊的燎原之势；1850年出兵花州，解救了被围困的洪秀全、冯云山，迎来了金田起义的发起者和掌舵人；1851年，太平军在湖南的进军途中，杨秀清说服了革命队伍中“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的走回头路的错误思想，挥戈前进，“专意金陵，据为根本”（注：《贼情汇纂》卷十一《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三、第290—291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建立了同封建统治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天京定都后，杨秀清一面组织北伐，直捣清朝巢穴，一面进行西征，重据长江上游，特别是攻取武汉、九江和安庆，确保国都的巩固，同时派将，解除江南、江北大营的威胁，夺取苏浙粮仓，截断北京的江南供应；杨秀清及时发现和遣兵处理了反革命、内奸和叛徒的多次阴谋活动，诸如周锡能的“反骨偏心”（注：《天父下凡诏书一》丛刊一第7—19页。），陈先进的“通奸作怪”（注：《天情道理书》丛刊一第379页。），朱大妹的“谋害东王”（注：《贼情汇纂》卷七丛刊三第220页。），张子朋的“激变水营”（注：《金陵癸甲纪事略》丛刊四第655页。），张继庚的“里应外合”（注：《张继庚遗稿》丛刊四第755—776页）。张德坚说“秀清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逻察群众，有言可疑或为官兵内应，及有一切犯伪令事，皆默识之。突言天父附体，指出其人所行何事，立时讯服”（注：《贼情汇纂》卷一丛刊三第46页。）。这段言论除去贬诬之词以外，说明了杨秀清具有较高的革命警惕性。
    杨秀清是洪秀全的得力佐辅。1851年初，洪秀全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11月，封杨秀清为东王，节制各王，掌握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从此以后，“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注：《李秀成自述》丛刊二第788页。）。“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民心佩服”（注：《李秀成自述》丛刊二第791页。），“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注：《镜山野史》丛刊三第10页。）。太平天国在杨秀清的总理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事实说明，所谓洪秀全、杨秀清之间历来存在路线斗争，杨秀清是“尊孔倒退的总代表”，是“阶级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政治上、思想上的别动队”等等，完全是“四人帮”及其吹鼓手们对杨秀清的诬蔑。
    二
    洪秀全和杨秀清虽然在农民革命的大政方针上没有原则分歧，但相互间却存在着矛盾。矛盾的焦点是个人权力之争，它的媒介物就是那个千智万能的天父上主皇上帝。
    恩格斯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第251页）。中国的社会情况和恩格斯所说的虽然不尽相同，但中国农村的迷信、落后，为宗教开辟了道路，而洪秀全塑造的至高无上的皇上帝，恰恰又是作为群众根本利益和最高愿望的化身而出现的，因而在唤起广大农民掀起暴风雨般的革命斗争中，起了巨大的组织作用。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注：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第354页），“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是“颠倒了的世界观”（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第1页）。而且，彼岸的神的等级，是此岸的人的等级的反映，单一的全能的神，是伴随着封建专制国家的出现而创造出来的。洪秀全用独一真神皇上帝来集中农民群众的愿望，表示革命农民的神圣权威，同时也意味着自我神圣权威的树立和独享，因为只有他才是被皇上帝召见和受命统治中国的真主。然而历史没有沿着直路发展下去。洪秀全塑造了皇上帝，反过来又被皇上帝捆住了自己的手脚，他和杨秀清的权力矛盾，就是这种出其意外的结局。
    1847年年底，紫荆山拜上帝会的缔造者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外出营救，一时间群龙元首，会众发生动摇，有人假托神灵附体，散布危害革命的流言蜚语，“引人离道”，“在兄弟中生出纠纷及有分裂的险象”（注：《天情道理书》丛刊一第366页，《太平天国起义记》丛刊六第886页），刚刚建立起来的拜上帝会，面临瓦解的严峻考验。杨秀清机智地借托天父附体下凡传言，“严厉肃穆责人之罪恶，常指个人而宣传其丑行，劝人为善，及预言将来”，“留极深刻之印象于会众”（注：《天情道理书》丛刊一第366页，《太平天国起义记》丛刊六第886页），终于稳定了会众情绪，挽救了革命危机。从这时起，杨秀清成了天父的代言人，赢得了革命群众的极大信任，不仅分享了洪秀全的神圣权威，而且在天国的地位超过了洪秀全。以后，杨秀清又经常以天父化身，发号施令，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实际上形成了二元化的领导。但是，杨秀清的传言，后来都经洪秀全“审判为真者”，公开宣布：“戊申岁三月，天父上主皇上帝下凡，显出无数神迹权能凭据”（注：《天命诏旨书》丛刊一第59页 ）。洪秀全还专门颁发杨秀清传达的天父圣旨——《天命诏旨书》，命令“通军熟读记心，免犯天令”（注：《天命诏旨书》丛刊一第59页）。不仅如此，金田起义时，洪秀全任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永安建国后，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西王以下，均受节制。天父的法定代言人杨秀清，是天父的化身，在天国的地位高于洪秀全，然而他在人间却只是洪秀全的四弟和佐辅；洪秀全是天父派遣下凡的使臣，是统治人间天国的真主，但他又自觉的把军政实权交给了杨秀清。这种现象是矛盾的，然而又是合理的。“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注：《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95页）。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中敌我矛盾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定都天京以前，外部敌人的压力十分强大，太平军同阶级敌人进行着剧烈的你死我活的军事搏斗，革命内部的任何冲突与分裂，都足以导致本阶级的毁灭，因而爆发内部纠纷的各种因素，都被尖锐的对敌斗争掩盖了，内部矛盾，包括谁是皇上帝的化身这类重大问题，都退到了次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地位。这是一。其次，杨秀清开始代表天父传言时，尽管威风凛凛，直呼“秀全”如何如何，但根本要旨，不是否定洪秀全最高领袖的地位，而是“庇护天王，统治斯土”（注：《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六第909页），是为了革命全局的利益。天父回天以后，杨秀清对洪秀全不仅没有置于无足轻重，而且常常要以人臣的身分，忠诚地向洪秀全启奏一切，还谆谆告诫部属，“天王为万国真主，又差我们一般弟妹为辅助，各各总要真心秉正，同辅朝纲，以邀天眷”（注：《天父下凡诏书二》丛刊一第59页）。所以洪秀全认为杨秀清是“劝慰师圣神风”临世，一切奏陈“言言金玉，字字珠玑”，是自己的“良弟良臣”（注：《天父下凡诏书二》丛刊一第54、48页）。第三，洪秀全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的平等口号，振臂高呼，“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得起尔吞我并之念”（注：《原道醒世训》丛刊一第92页），立意建立一个美妙的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国，他和杨秀清虽然在职务上有君臣之别，但同是天父旨意的执行者，又是“同一老妈所生”（注：《前遗诏圣书》），更应亲密无间。他们互以“清胞”、“二兄”相称呼，表现了手足般的脉脉深厚之情。总之，对敌斗争的客观形势和要求，促使洪秀全和杨秀清虔诚于农民革命的理想，严格遵循宗教维系，在军政职务上位次井然，丝毫不苟，在日常生活中称兄道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注：《贼情汇纂》丛刊三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