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洪、杨之间的矛盾既然尖锐到了如此程度，那么这种矛盾和天京反革命屠杀有没有必然联系？杨秀清是不是这场大屠杀的肇祸者？韦昌辉杀害了杨秀清果真“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吗？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洪、杨争夺权力的矛盾，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但不论这种矛盾激化到了什么程度，也不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权最后集中到了杨秀清或洪秀全手里，都只是农民革命内部权力的转移，并非敌对阶级间的夺权与反夺权，这种事例，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说，洪、杨之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虽然发展到了对抗，但仍然属于农民革命的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天京反革命大屠杀不能混为一谈。这是一。其次，从表面上看，洪、杨矛盾和天京反革命大屠杀是有联系的，因为杨秀清的逼封和洪秀全的杀杨密诏，给韦昌辉发动暴乱和屠杀提供了条件，但实际上，这仅仅是个借口，它和一场穷凶极恶的大屠杀，并无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即使没有“逼封”和“密诏”，也无从断定韦昌辉不会在适当时间、条件下，利用农民革命内部的裂缝，兴风作浪。天京反革命屠杀是地主阶级向太平天国疯狂反扑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
    首先，韦昌辉蓄谋杀害杨秀清并非自“逼封”和“密诏”之日始。韦昌辉“素业质库，兼饶田产，富甲一邑”（注：《贼情汇纂》丛刊三第47页 ），是一个地主分子兼典当商。他侧身拜上帝会的最初动机，是为了报复本地贪官的敲诈（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第292页）。当然，一个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出身决定一切；人们参预某种活动的动机也是可以发展变化的。问题是实践证明，韦昌辉加入太平军以后，没有革面洗心，站到革命农民一边，而是坚持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立场。他在革命队伍中，“阴柔奸险”（注：《贼情汇纂》卷一丛刊三第47页 ），工于心计；虽“贵为列王”，并在冯云山、肖朝贵牺牲后，成了太平天国的第三号人物，却“常贩运货物以营私”（注：《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第16—18页），贪婪地聚敛财富，并“广植党徒”，纠集力置，以便“一旦羽毛丰满，则思别树一帜”（注：《贼情汇纂》卷十一丛刊三第295页）。他对洪秀全、杨秀清竭力曲意逢迎，今天向洪秀全说：“二兄无差，总是我们为弟之错”；“二兄为天下万国真主，富有四海。袍服虽足，亦要时时缝来”（注：《天父下凡诏书二》丛刊第45页、53页）。明天向杨秀清说：“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浔州方言，意为才识短浅），几不知此”（注：《金陵癸甲纪事略》丛刊四第669页）；他的亲哥和杨秀清妾兄争房屋，秀清发他议罪，他请以五马分尸，还说“非如此，不足以警众”（注：《金陵癸甲纪事略》丛刊四第669页）。韦昌辉因为北殿承宣张子朋激变水营，受到杨秀清的杖责处分，他的一个部将说了几句怪话，韦昌辉大怒，说“东王替天行道，罪责无不公，汝其敢怨恨乎”，因杀之以谢秀清（注：《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第15—16页）。这种卑劣手段，目的在于麻痹洪秀全、杨秀清的警惕，实际上是“口顺而心怒”，“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注：《贼情汇纂》卷一丛刊三第48页。）。洪秀全、杨秀清对于韦昌辉的奸诈虚伪也有觉察，洪秀全当面指责韦昌辉不像杨秀清那样“直言无隐”，杨秀清也对韦昌辉采取过措施，“加意防范”（注：《贼情汇纂》卷二丛刊三第48页。）。曾国藩的情报机关编的《贼情汇纂》中说：“甲寅四年五月，杨贼命昌辉上犯湖北，令下多日，杨贼私属群下挽留，佯作不准，濒行忽改遣韦俊、黄再兴等。八月，复令昌辉赴湖北、安徽，行次采石，杨贼复下令调回，改遣石达开往。张子朋激变水营，杨贼杖昌辉数百，至不能兴。又诡称天父附体，时挫折之，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注：《贼情汇纂》卷二丛刊三第48页。）。阶级敌人凭着他们的反革命嗅觉，在天京反革命屠杀的前两年，已经觉察到韦昌辉妄图加害杨秀清，篡夺天平天国的暴乱即将爆发。但是，洪秀全或杨秀清都没有识破韦昌辉的真面目，使得韦昌辉能够隐藏在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之中，成为农民革命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
    其次，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每当革命胜利发展，敌人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更急于从革命内部寻找出瓦解革命的力量。太平军金田起义后，其势如暴风骤雨，所向披靡，在短短的三年之内，顺利进军几千里，清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南中国成了革命农民的天下。在强大的太平天国面前，帝国主义分子哀叹：“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注：《天京见闻录》《华北先驱报》1854年6月24日第204号。）。曾国藩的谋士张德坚专门分析革命成员状况，出谋划策，提出要在那些“明知不是伴，暂时且相随”的农民异已分子中间，在那些“曲意逢迎，渐谋亲信”的变色虫中间寻求“内间”，“使其自相鱼肉”，以“收渔人之利”（注：《贼情汇纂》卷十一丛刊三第295页。）。敌人的这些活动和叫嚣，充分反映了国内外反动派企图从革命内部瓦解革命的迫切心情。韦昌辉的大屠杀正是符合了他们的这种反革命愿望。
    1856年9月2日深夜，韦昌辉利用反对杨秀清逼封万岁和奉诏靖难的借口，带领一支不明真象的队伍，偷偷地回到天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屠杀，一夜之间，杨秀清及其侍卫、眷属百余人，全部惨遭毒手。接着，韦昌辉进一步扩大屠杀，紧闭城门，搜捕杨秀清部众；疯狂镇压奋起反抗的太平军将士，“为北贼杀者约万人，尸由西水关流出至下关江口，不计其数”（注：《金陵杂记》丛刊四第641页。）。更阴险的是，韦昌辉为了想把杨秀清部属一网打尽，竟施出一条毒计，假称天王下诏宣判韦昌辉、秦日纲滥杀无辜，应杖四百，要杨秀清部众前往观看受刑。杨秀清部众五千余人中了奸计，卸下武器，赤手空拳地进入指定地点，猝不及防地全部遭到屠杀。韦昌辉又乘势向其他军民乱杀乱砍，甚至老弱妇幼都未能幸免。这次反革命恐怖历时三月余，死难二万多人，太平天国的许多中上层干部，特别是两广的“老兄弟”，除了在京外作战的以外，大都在韦昌辉的屠刀下牺牲了。这场大屠杀的无比阴险和残酷，充分说明了这是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的阶级报复，它集中反映了封建剥削阶级的残酷本性，反映了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地主阶级镇压、颠覆农民革命政权的反革命愿望。
    第三，韦昌辉疯狂地杀害了杨秀清和广大革命将士，用血腥的双手控制了天京，独揽了天京的军政大权，“诸务皆自专”（注：《金陵省难纪略》丛刊四第704页。），实行恐怖统治。石达开闻讯，赶回天京制止事变，韦昌辉对他顿起杀机，石达开连夜吊城出走安庆，未遭毒手，但是残忍的韦昌辉竟把石达开在天京的一家老小都杀掉了。并进而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至此，韦昌辉扔掉所谓反逼封、护天王的假旗号，反革命面目大白于天下。无比愤怒的太平天国广大军民，在洪秀全的号令下，“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注：《李秀成自述》丛刊二第792页），十一月，处决了罪大恶极的韦昌辉，镇压了反革命暴乱，“人心乃定”（注：《李秀成自述》丛刊二第792页）。
    第四，韦昌辉的反革命屠杀，博得了反动营垒的一片欢呼声。帝国主义侵略者叫嚣：“东王伏法了”，“这一个恶魔终于清除了”（注：1857年6月13日丁韪良致古盛函，载1857年6月13日《华北先驱报》第306号）。国内反动派狂嚎：“揆此情形，天心厌乱可知，不难指日荡平矣”（注：《金陵杂记》丛刊四第641页），曾国藩甚至断言，“不患今岁不平”（注：《曾国藩全集·家书》）。
    以上四点，得出一个结论：天京反革命屠杀，并非出于偶然，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全部进程所准备好的，它是农民和地主阶级生死搏斗在革命内部的爆发，是地主阶级向革命农民疯狂反扑的必然结果。这一场大屠杀的发难者和罪魁祸首是隐藏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地主阶级代表韦昌辉。“四人帮”及其吹鼓手们，摇唇鼓舌，混淆是非，颠倒敌我，一方面捏造所谓洪、杨之间的路线斗争，说杨秀清的修正主义路线和逼封，导致了天京反革命屠杀，把韦昌辉的不可饶恕的罪恶统统记在杨秀清的账上，咒骂杨秀清“死有余辜，理应受到历史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为韦昌辉的反革命暴乱和屠杀拍手叫好，扬言杨秀清被杀害时，“四面八方欢呼‘赞美’，‘赞美’”，“一片欢呼诛灭九千岁之声喧腾上下”，重复当年参加反革命罪恶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的语言，发泄他们对农民革命和农民领袖无比仇恨的心情。众所周知，林彪、“四人帮”的路线斗争论，是用来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网罗，他们心目中的杨秀清，是影射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赞美”韦昌辉和所谓韦昌辉杀害杨秀清“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正是这一伙阴谋家、野心家蓄意策划反革命暴乱，妄图用“杀人”以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罪恶阴谋的大暴露。现在，林彪，“四人帮”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