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抬高资产阶级运动，贬低农民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应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过去对其一概斥之为卖国、镇压人民的运动，是错误的，应给以正名。但不必说得过分、拔高，更不必同时以贬低义和团农民运动为衬托。对农民运动或农民起义，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时，过分夸大其作用，是完全错误的；但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也不必贬低或否定农民战争。前一时期有的文章就大谈农民战争的破坏作用，夸大义和团农民群众的落后、愚昧、可悲可笑，从而否定义和团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河殇》的作者更是把农民战争称之为“大动乱”，说它对社会“表现出惊人的破坏性和残酷性。王朝末日，战祸一起，便是赤地千里，城廓破碎，田园荒芜，人口锐减，……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
    农民战争是否有破坏性呢？答复是肯定的。每次暴力革命都要带来一定的破坏。但破坏正是为了更好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不应去过分渲染这种破坏性。我们为什么不去强调农民战争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反动政权的沉重打击呢？一个新的封建政权建立后一般都要实行的“让步政策”及其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也不能忘记农民战争在其中的作用。义和团确是采用落后的宗教形式组织与发动农民群众，在斗争目标与策略上也确有不少问题，这应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也不应以此而否定义和团农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敢精神。我们不是农民起义十全十美论者，也不必去袒护农民运动的缺点，但有一个用什么态度、站在什么立场去看待农民起义群众的问题。我们应警惕闹出站在反动统治阶级立场上大骂农民起义的大笑话来！
    （六）否定帝国主义入侵所造成的恶果，认为殖民地化能促进现代化
    一些青年人不了解苦难的近代中国历史，不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罪行及其对中国所带来的灾难，不知帝国主义杀害了多少中国人？抢掠了中国多少财富？破坏了多少中国建筑与文物古迹？从而把中国推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他们只看到今天香港、澳门如何繁荣，就错误地认为这是殖民地化的结果！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极其片面的。他们只看到帝国主义侵略及其殖民地政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这种生产方式及经济发展，是与血火刀剑相伴进行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采取了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与必要措施，完全是为了掠夺的目的，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决不是想把福音带给殖民地人民。我们认为，对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首先和主要地是要坚决反对并严厉谴责它的非正义性和给被侵略国及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从某些客观后果看，它也给落后的殖民地人民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但这不是侵略者的本来目的。只有这样看，才是马克思主义所一贯坚持的观点。否则，即只讲后者，不讲前者，就会陷入一种可怕的帝国主义侵略有理论。至于刘晓波叫嚷的要在中国搞“三百年殖民地”，这种露骨的欢迎帝国主义、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更是不值一驳了。
    还有些青年同志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这一问题，即认为既然今天我们也对外国人开放经济特区，引进外资，那么近代历史上中国政府对外开设通商口岸、割让土地等，也是无可非议的了。这种观点也是极其有害的。他们只看到了两者的某些类似之处，而忽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近代史上的割地开岸是在帝国主义刀压脖子情况下被迫同意的，那是出卖国家主权，帝国主义者成了这块土地上的主人；而今天我们开放经济特区，则是我们主动引进外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完全平等互利的，主权在我一方。把这两种完全不同历史背景下某些表面类似实质相反的政策加以类比，从而以今天的是证明昨天的非为是，是极其错误的，为历史所不容。
    （七）贬低“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落后，马克思主义似乎没有条件传播；要传播就出现了像李大钊那样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有“片面化”、“肢解化”的弊端。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已为历史证实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那么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是否有片面化、肢解化的弊端呢？我认为不能这么说。应当承认，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然还是初步的，研究得也不够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介绍却是全面的，虽然对此三大部分的传播在份量上不尽相同，即其中也有重点。一般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得少些，对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对其中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讲得多些。可理解为是把这些作为重点介绍的。这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而是出自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因为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指导思想的；既然如此，当然就会对直接指导革命斗争的理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说子以特别的重视。这与“肢解”马克思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还有一种观点，以今天我们党提倡新的国共合作，礼待台湾来客，和平统一祖国，就认为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长期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历史。这是一种极简单化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他们不知道，没有过去的长期革命斗争，没有千百万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就不可能、也没有条件来谈第三次国共合作问题；今天我们欢迎第三次国共合作，是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政策，符合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根本利益。提倡这新政策决不意味着要否定过去我们的斗争历史，相反，它却正是以这种长期斗争的胜利为基础、为先决条件的。
    （八）所谓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毒化，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工作一直没有能实事求是地按历史本来面目来进行。打倒“四人帮”后，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一些帝王将相及近代的民国史人物得到了比较正确的评价。但也出现了另外一些倾向，即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反动历史人物的所谓优点、贡献或值得肯定的地方。一些反动军阀、汉奸、卖国贼，在其罪恶的一生中有没有办过一、二件好事呢？这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说某某人反动，是就其政治属性或一生评价而言，而不是指其全部生活或一时一事的表现。问题是我们研究历史，有无必要对一些民族罪人、反动头目寻找其一生中的某些优点或可以肯定的地方呢？我看没有这个必要，这绝不是不实事求是研究历史人物，而是没有必要去对这些人物作宣传。
    还有一种倾向，我们过去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决定作用，忽视英雄、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这是片面的。1978年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者对某些重要的帝王将相人物给以一定历史地位，这是正确的。但也不能由此走向英雄史观。最近“新权威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英雄史观的抬头，强调英雄、领袖人物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这是唯心史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