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就从多学科角度来研究地理环境理论。努力构筑一种理论体系，使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各归其所，有机贯连。不欲标新立异，而意抛砖引玉，推动历史理论的研究为本文主旨。
    地理因素变迁与人猿揖别
    人猿揖别，究竟何因？
    周知，猿类为一群体动物，最初繁衍于温、热带茂密树林，长期树居生活。但是，由于后来的地形及气候变化，一些地区变得寒冷干燥，茂密树林大片消失，于是饥饿把古猿从树上赶了下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树上生活变为树下生活，这是促使古猿转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在地面进行生存活动，困难大，敌害多，古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用后肢直立行走，以便腾出前肢撷取食物或同敌搏斗。继而，为了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经过漫长的世纪，又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即劳动的出现。可见，是地理因素的变迁决定了人猿揖别。
    如此而论，我们并不否认地理因素只是猿类转化的外因而已。但是，在内因存在的前提下，外因就起着决定性作用。某些地区猿类生活于变化不大的茂密树林，繁衍至今，依就猿类，可资佐证。
    退一步说，既然人从猿来，则首要的便是猿的存在，若某地荒凉不毛，无猿踪迹，又何谈人之出现？可见，地理因素与人类起源根本相关。
    地理环境与同一生产力水平下的特殊社会
    世上万物无不为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同一生产力水平下的人类社会亦彼此泾渭，然其特殊性导自何因？
    从系统学上讲，要维持一个功能系统，则各子系统之间就必须不断地协同。因为“协同导致有序”，是一切不同功能系统普遍具有的自然机理。我们知道，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之间是以十分复杂的非线性相干作用相互关联着的，就一个特定的子系统来说，其它子系统对其作用是“输入”，反之则为“输出”。这样，关于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显然只能导因于这个输入，就是说，是特殊的输入决定了这个子系统的特殊性，进而导致其特殊输出。如果每个子系统都这样理解，便保障了整个系统的协同性。但是，周知协同作用也表现出层次来，换言之，那个子系统也完全可以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待。这样，原先的结论就可以改为：特殊的输入决定了系统的特殊性。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1）开放是产生耗散结构的必要前提，在封闭系统中不可能形成新的有序；（2）开放后必须从外界引入负熵流，否则，就只能增加系统的无序度。——概言之，负熵流是有序产生的基础。
    若进一步分析，何为负熵流？何为正熵流？这只能相对于特定的系统而言。因此必须对系统的特定性加以界定。更重要是，负熵流与正熵流之间是一个连续变量过程，应当有相应的数量表示，而且，相同数量表示的熵流亦会有不同的物质形式，就象酸性与碱性毒品会对生物体造成同样的破坏度，阳光和雨露对鲜花的作用无分轩轻；同理，系统的有序与无序也是一个连续变化过程，也应当有相应的数量表示，而且，相同数量的有序度亦有不同的结构形式，比如生命垂危的个体可能会由不同部位的病变而引起。因此，如果我们深入化立体分析，则“负熵流是有序的基础”就应具体为“特殊的输入决定了系统的特殊性”。
    特殊的输入决定了系统的特殊性，此显然于低级系统中。比如，同样的碳元素，普通条件下形成石墨，而高温高压下却形成金刚石；又比如，液、固、汽三态是水的特殊存在方式，而这些方式仅取决于环境的温度；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微观领域，大千世界在这里统一到若干种简单的粒子。而这些粒子要构筑出千差万别的物质形式，必然要涉及能量问题。爱因斯坦的理论公式E＝M·C[2]（能量等于质量与光速平方之积），阐明了物质与能量的等同及变换性。这样，世上万物的差异，也就不过是能量在时空上的不同分布而已。因此，惟有能量的流动，即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变换关系，才是构成不同物质之前提。
    具体到生物系统，情形就较复杂。
    用跟踪元素对人体进行研究，发现物质的代谢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迅速得多，所以，“与其说是石头般的个体，倒不如说是火焰般的个体”，它的个体性延续不是物质的延续，而是某种模式的传递。事实上，不仅是维系生物体代谢的能量需从外界输入，而且这种特殊输入还决定着生物体的特殊情形，比如调整饮食对毛发的生长具有明显的作用，而白内障却与人体的维生素摄入、与射线以及某些药物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当由于一定输入而影响到生物体的健康时（正熵流输入而引起有序度降低），也必须以特殊的输入（引入负熵流）矫正之，比如注射、服药、烤电便是如此。新技术革命促进了工农业发展，但却使环境受到极大污染。环境卫生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逐渐认识到水、空气、土壤、食物以及噪声的污染对人类构成的严重威胁。于是，就产生了“环境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