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影响的延伸
    上文指出，就孤立社会而言，地理环境决定了特殊社会及特殊发展。但是，孤立只是相对孤立，联系才具绝对意义，因此，要具体地研究历史，就还必须把握另一重要问题：外来社会影响。不了解这一点，就不知道近代中国为何巨变，就不明白靠近中原的部族为什么较快发展，就不清楚当今西欧为什么是清一色的发达社会，当然更不明白古印度与希腊的先进文明曾被荡毁。那么，又何为“外来社会影响”？
    物动水流，是因为失去了平衡；外来社会影响，则无疑是由于社会差异的产生。就孤立社会而言，是地理环境决定其特殊面貌及特殊发展。所以，有关发展差异的产生，也只能根源于地理环境，根源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对其社会的不同作用。因此，所谓外来社会影响，实质上是地理环境作用的延伸，是地理环境影响于其他人类社会。试想，如果水陆形成之初没有欧洲那块陆洲，今日中国恐怕还“之乎矣者”风行；假如中国密布湖河港汊、支离破碎，亦不惟日本的历史面貌全非。
    于此，我们应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地理环境影响的延伸，无疑人为媒介，这样，如果特定地域在一定时期内尚未人居或难以利用，则不会对别处社会发生作用。比如，即使没有那冰封雪盖的南极，直至今日，世界历史的面貌亦不会有多大的变异；另外，不同地域内人类起始的时间不同，会导致“地理环境作用延伸”的转换性。比如甲、乙两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甲的发展速率较大。这样，如果两个社会的始点相同，则会在一定时间点上发生甲对乙的正向影响（即先进文明影响落后民族）；但事实上，会由于两个社会的始点不同，比如说乙极大地早于甲，反而出现在另一时间点上乙对甲的正向影响。
    第二，地理环境作用的延伸，因为要跨越地域，就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例如，西欧的地理环境要对东方的社会发生影响，那只有当它们的社会过渡到近代以后，原因当然是远隔重洋的缘故；而于中国，中原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和边塞民族融合交往、互通有无。所以，地理环境要对别处社会发生作用，其具体的生产力程度要求应取决于双方之间的具体地理关系。
    第三，外来社会影响仅仅是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人仅为其使命之执行者，且常常“唯命是听”。因为，（1）影响的首要前提——社会发展的差异，为地理环境所致；（2）影响实现的具体生产力程度要求取决于双方之间的具体地理关系；（3）具备了上述条件，影响就不会人为阻止。因为，人不是“超人”，而只是具体社会下的具体人。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哲学意义上的“人”只能解释为社会关系。其次，历史发展不是一时三刻之事，时间之长足以消除随机因素。事实上，西方社会的近代过渡，有几个国家没搞殖民活动？先进文明要影响落后地区，又谁能人为阻滞？（4）影响的内容亦不以个人而定， 它取决于双方的具体社会情形。而各自社会情形与地理环境的内在联系，已论诸上文。
    作为开放系统的人类社会，它有着多个“输入口”。与特殊自然的能量和物质变换关系，导致了同一发展阶段的特殊社会，而正是由于这个特殊性的存在，因而即使在同样的外来社会影响输入下，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特殊结构的中国封建社会，使之长期延滞。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震动。但随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不但没有引起士林的兴趣，相反还不断受到责难。因为，人们注意力的视野基本上局限于认知情感系统所处的范围，对于那些过量或殊异的信息输入，“最简便的方法是拒绝接收那些或是怀疑它们的来源、或是怀疑它们的内容、或是二者都怀疑的有矛盾的信息”。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使人不寒而栗。“当高强度的刺激超过知觉阀值时，可以不必有预先的响应触发，门就已经打开了。”⑨于是，人们才从魏默深、徐松龛等人的著作中探幽发微，称赞他们的“先路之导”之功绩。封建政府亦付诸行动，企图“富国强兵”。然而，把近代商品经济社会的有机部分移植到封建的本体之上，难免发生畸变。封建的洋务运动，由于缺乏生产经营的物质动因，更由于缺乏商品经济所需的宽松环境，因而搞得一塌糊涂。洋务运动的失败激发了人们的认识，于是，才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的政治层面。
    恰恰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中国社会遇到了难以解开的“环”。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形成了中国人的逆来顺受、明哲保身之特性，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遏制扩张性的上层政治，使之与近代生产相协同。反过来，扩张了的生杀予夺的上层政治，又进一步威慑着下层的民主呼声。近代中国政治的波澜反复，文化思想上的“新瓶装旧酒”，被近代浪潮涌上峰巅的人物大搞专制等等，无不源此。
    相反，日本对于西方文化完全是一种积极反应。何矣？也在于其认知情感系统。“为了进行任何有效的学习，学生必须首先要对所学的东西给予注意……注意是与知觉的重要性或主体的（阀）值有关的。”⑩为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当时的日本社会。事实上，其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有人估计，19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财富的7／8集中在富商手中；另外，日本社会没有中国那样的专制王权，各州有很大的自治性，因而在外来社会影响触及到政治层面时，催化了封建政治的覆亡。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建立了协同的功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外来社会影响，对北美来说形成了欧洲文化的移植。在这个移民社会，第一，通过自由进入发展中社会的流动而复杂的利益团体，社会结构与思想意识都形成了一个标准的政治体质，即开放的利益角逐与观点论争，社会的活力因而大增；第二，任何人若想执掌权柄或足履公务，则必须诉诸社会舆论与公众的支持，因而就必须努力发现各种政治方式，以代表和动员各种社会利益及政治要求。于是，民主政治发展，社会协同性增强。另外，北美地广人稀，人们极易找到一块安居乐业的土地。这样，东部沿海地区的头面人物时常受到人们内迁的威胁，不得不实行政治宽松、信仰自由及体现各利益团体的民主制度。美国史上，“西进运动”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经济贸易更加普遍，因而外来社会影响愈显重要。
    综述
    “社会历史，多样性同一”。同一，根源于生产，因为生产是人类社会区别于他事物之关键。也正是这个原因，所谓的社会规律亦无外乎生产发展中之必然联系。但是，既为具体历史，就不可能是抽象生产，就只能是与特殊自然发生能量与物质变换关系的特殊生产。小到一山一水，大到地球上所有，这一切无不具体而特定。所以，地理环境主要是通过生产，从而也是通过社会规律（共性）而导致了历史的“多样性”（个性）出现。本文的全部论述，也正是要说明这一点。生产是社会系统的功能，因此才有地理环境与同一生产力水平下的社会特殊性；因为人们利益欲望的无限性，进而才有特殊社会内生产力的特殊行程；因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积淀，所以才有地理环境与民族发展；因为各种文明的“碰撞”与世界贸易，因而才有地理环境作用之延伸。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的地理环境理论。因为，哲学上的“人”一般理解为有社会关系的人，一定的思想行为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去释义。可另一方面，“哲学的人”又依赖于“自然的人”，因为自然的人是社会系统的最基本功能单位。而这个功能单位，作为一个开放子系统，与自然界发生着直接的能量与物质变换关系。比如，西非的一次火山毒气喷发，成千上万人罹难，损失惨重；孟德斯鸠也曾致力于说明，地理环境怎样影响了人的生理与心理，从而作用于整个社会。确实，炎热气候，人们易感乏困；严寒天气，人们惰于行为。红楼粉黛多薄命于秋风萧瑟，亦“并非杜撰，而是作者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所以，对于大系统中的子系统甚至更低一级系统来说，它们除受高一级系统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影响外，本身还可能通过一定的途径而与外界环境发生直接的输入关系，而这种输入关系有时会对整个系统发生决定性影响。象射线影响下的细胞癌变，某一部位损伤而引起生物体崩溃等等，均属此列。所以，研究社会历史的特殊性问题，除了把握地理环境通过生产途径的输入作用外，还必须把握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中低层次系统的直接作用。换言之，我们必须把握地理环境对社会系统的全部输入关系。
    当然，自然界也是变化的，若为突变，则会通过一定的输入关系（一般为非生产性输入）而极大地影响于人类社会。象历史上强烈的火山喷发，就毁灭了意大利的一些古城，如果为缓慢的地理变迁，则从严格的数学意义上讲，在一定的时间点上，无论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殊社会还是其内部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速度，都取决于这一时间点上地理环境所呈现的特殊性。
    注释：
    ①方宗熙：《普通遗传学》，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版，第427、430页。
    ②方宗熙：《普通遗传学》，第362页。
    ③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44页。
    ④G·哈肯：《控制论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页。
    ⑤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126页，转引自《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王正平的文章。
    ⑥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3页。
    ⑧《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
    ⑨A·F·G·哈肯：《控制论与社会》，第36、34页。
    ⑩A·F·G·哈肯：《控制论与社会》，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