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完整地解释生物体与环境的关系，还必须涉及遗传问题。为什么同样的遗传基础（比如一个受精卵）会发育成不同的生物性状（即各种器官组织）呢？关键也在于输入关系。因为“个体发育是通过新陈代谢而实现的。新陈代谢是极复杂的生理过程，那里包括一系列的、相互联系的生化作用的环节。从许多基因突变的材料知道，基因控制着酶或其它大分子的合成，从而影响了生化作用的环节。看来不同基因在控制着生化作用的不同环节、不同作用。”至于基因作用，“从实验知道，决定基因作用的细胞质状态，是外界条件。一定的外界条件使细胞质保持一定的状态或性质，这种状态或性质就决定了哪一种抗原基因发生作用”。①因此，在个体发育过程中，是随着各细胞从受精卵接受来的细胞质的差异，随着各细胞的外来条件的变化，发生作用的基因是随时间和空间而不同的，在同一体内的不同群细胞里有不同的基因在发生作用，进而形成不同的生物性状。
    当然，上述是以一定的遗传基础，即一定的基因型为前提的。但是，“现在知道，外界条件的改变不仅可以引起表现型的改变，而且可以引起基因型——遗传基础的改变。例如，X射线和其它射线、高温和高压、某些化学品等，可以引起基因的突变，也可以引起染色体的畸变。”②我们知道的生物体变异，以及许多病变例如癌症等，都是如此。
    总之，纵观生物体的生成与发育全程，充分展现了特殊的输入决定着系统的特殊性。所以，环境的变化不但可以引起生物体的变化，这包括基因型的改变与表现型的改变，而且对生物的历史发展还有主导作用，这主要是决定生物的进化方向，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实现的。
    对于低级系统及生物体而言，外界输入是通过物化反应或生理过程而直接导致其特殊性出现。至于人类社会，却是通过有意志的人的行动而实现的，因此也愈加复杂。
    自然，社会系统的功能是生产，是与自然界发生物质与能量的变换关系，因此它必须进行充分的自身调节，以达到对其特殊自然条件的最有效状态。为了使任何系统“对变动不居的外环境作出有效的动作，那就必须把它自己动作后果的信息作为使它继续动作下去所需的信息的组成部分再提供给它。”这种以系统的实际演绩而非预期演绩为依据的控制就是“反馈”。如果某种行为给系统带来增益，就会进一步加强这种行为；反之，就会减弱其行为。这样，在一次次的连续反馈中，便可保障社会系统调节到对其特殊自然环境的最佳状态。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之所以是强有力的，是因为它利用了天赋的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而这种可能性则是它的生理结构所提供的”。③
    特殊的输入决定了系统的特殊性，但这却是社会学家所不愿接受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有自身的“认知情感系统”，一定的外界刺激与不同的认知情感系统会耦合成不同之响应，所以，这与自然界的情形似乎是大不相同的。但何为认知情感系统？我们说，当决策者在执行自以为最佳的响应时，要同他心中的意向进行比较。如果是非常接近的，自然不必更改既定的计划；如果不符合，他就要改变自己对实际情况的认识，换言之，他要在实践中获得真知。“行动者不仅可以改变自己的认识，而且还可以改变自己的行动。一般说来，凡是某个响应带来增益，那么该响应的重要性程度或加权也将加强；反之亦反，一种惩罚将减少有关响应的重要性或加权。”这样，“如果某给定响应比其它响应获得的增益更高，那么，它再现的概率也将逐渐加强，同时其它响应发生的概率将减少，只要获得增益的情况继续如此，这种过程就将继续下去，直至未受增益的响应的响应信号低于相应的门阀值。”④所以，一定认知情感系统的建立也取决于外界刺激，它是一定刺激下系统各种响应的效益的加权与记录。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系统的反应时间减至最低，亦最有效。
    “控制论采取了这样的观点：机器或有机体的结构就是据之可以看出其演绩的索引。”就象昆虫在其中长大起来的生理方面的紧身衣，直接决定了调节其行为模式的心理方面的紧身衣。人类社会，它有多重政府机构，这些机构的使命不仅是传达旨令，更重要是反馈信息。近代社会已使通讯成为唾手之事，但即使古代，亦不仅是“为君尽忠”，更还得“为民请命”。封建皇帝时常派出钦差大臣巡察，以消除根据官方的伪信息而采取的错误行为。另外，每个社会都有大量的知识阶层，他们融通古今，甄审分析，然而其使命只不过是根据需要来完善认知情感系统，以便更有效地行动。
    在群体中，个体间的竞争必然是很激烈的。然而，如果群体要达到一定的目标，竞争的成员间又必须彼此合作。群体的成功是由这两种力如何充分抵销来决定的。社会的内核是人们的物质利益性，因而人们在利益上必然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但同时，个人只有加入到社会大系统中去，成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功能元件，才可能在竞争中对社会讨价还价。因此，要扩大个体的利益，就要扩大个体对群体的功用，而整个社会系统，其功能是生产，是与自然界发生能量与物质的变换关系，所以，个体利益的追逐便促进了社会系统与其特殊自然环境的对应性。利益角逐必然趋于这样情形：人们不可期待职业改变而获得更大好处，即不能通过调节社会结构而扩大总体功能。换言之，社会系统与其特殊自然环境达到了最佳结构。
    正因为社会系统与其特殊自然环境之间是一种对立关系，因而自然环境的变化便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系统。气候的改变会影响到社会需求，因而会波及到整个产业结构；资源的变化会影响产品的成本，因而会改变社会的投入—产出；疆域的改变会影响到有效通讯及中央信息处理，因而会影响到国家的政体，于是，“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大都会改变国家的精神”。⑤
    地理环境通过一定的“输入口”首先作用于社会的个别子系统，进而才通过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干作用决定了整个系统的特殊性。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且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曾例以中国封建社会，以尽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