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决定的特殊社会与其内部生产力的特殊发展
    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同一生产力水平下的特殊社会，而正是这个社会又规定了其内部生产力的特殊发展。
    因为，抽象地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在具体的社会内部考察生产方式矛盾，发现情形并不那样简易。因为，如果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力发展却又人为完成，而这里的“人”又绝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却只是具体社会环境下的具体人。所以，于具体社会内部谈生产方式矛盾，确须十分审慎。
    所谓生产力的发展，是指科学技术及生产能力而言，这就必然与思维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开始于问题”，这是波普尔的四段图式科学方法论中提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也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但是，对于一定地理环境下的具体社会而言，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自然条件？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其政治文化又对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不于考虑之列。换言之，需要促进发明，但还要对“需要”做进一步限定。因为在任何社会中，需要都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科学的重大的和顽强的发展只能发生在一定类型的社会里，该社会为这种发展提供出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⑥而且，在发展中若不能解决低一级问题，也就不能产生高一级之要求，社会发展也就停滞。所以，由于特殊地理环境决定的社会特殊，就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表现出“档位效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速度。世界上有的地方很早就有人类，但直到近代仍很落后；那些从阿拉伯人手里才学会火药与造纸术的西欧诸国，后来却一个个成了“小霸王”；古老的中国在近代忍辱负重，渺渺乎英吉利一度世界跋扈……所有这些现象，无论如何，用抽象的生产方式矛盾大概解释不清。
    所谓生产，是人与自然界发生能量与物质的变换关系。所以，研究生产力发展，就要紧紧地抓住社会的人与自然的物这两方面。
    （一）社会的人
    广泛的自耕农经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这些农民收入不丰，很难拿出过多的产品去交换劳动。更何况家中有妻小辅助，力田有忙闲之分，因此家庭手工业的补充作用成为必然。“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⑦为此，也就切断了生产者发明创造的机制。
    当然，即使在较强的自然经济下，一定的商品关系还是存在的，盐、铁等物的交换仍为必然。但是，盐、铁这两种封建社会的重要商品，需求弹性极小，难以有扩大再生产的内在要求；更何况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大国家机器下，早在汉代就实行了盐铁专卖，生产者的收益与扩大再生产的同步机制被破坏，发明创造的动因丧失殆尽。
    封建国家机器，其消费是很大的。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大一统”局面，因而封建国家机器可以通过贡税及调拨的方式满足一切需求。也正是由于它可以通过非商品途径获得一切所需品，因而在搞“重农抑末”时才不遗余力。
    如果广大农民不需要仰赖市场，商业活动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就只能以少数富有阶级作为服务对象。再加上中国的地域完全接壤，因而无论是人力或畜力营运，商业费用都会高出水运的好多倍，造成了贩运商品的价格昂贵。所以贩运业不会对生产造成需求；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受自然影响极大，从耕地、播种到收割、脱粒，必须循序进行，无法齐头并进，因而专业化技术分工受到极大限制。
    相映成趣的是，英国地处北纬50°以北，受西风和大西洋暖流影响，潮湿多雨，冬暖夏凉，适宜牧草生长，但谷物生长欠佳，大部分地区种植谷物不如发展畜牧业稳定。这样，尽管中世纪英国也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但却有着不可低估的特点：耕，由于气候条件受到极大限制；而织，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样，人们就会趋向以织易耕，而当时英国的政治与西欧的自然环境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便利性。一旦商品交换，则外界产品的无限丰富性就会在商品生产者的眼里反映成对交换价值的无限渴求。更何况交换价值恰好表现在织上，受自然影响小，生产过程可以由织、漂、染分工而齐头并进，经济收益与劳动输出几近正比关系，因此最容易触发革新创造之契机。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国家专卖的盐铁外，“闭门为生之具以足”，因此“末商”总是打击的对象；而英国，商品关系首先表现为对自然经济的调节与补充，因此不会受到封建国家的强力掣肘。再加上，西欧的地理环境不能形成统一国家，封建势力的多种消费也往往依赖国际市场，直接促进了商品关系及科技发展。
    （二）自然的物
    自然物对生产力的制约作用，一般呈变量形式。因为，在生产力的行程中，其物的方面不断丰富其内容，换言之，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就对自然界提出了内容不同之要求。比如，原始部落时期，它的最高要求无过于铜铁存在；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到来，又增加了一些特殊原料的需求。但是，既为一定的地理环境，就不可能是无所不备的百宝箱，因而在这个物的供求关系上，肯定是既有满足顺应的时候，又有扫兴相悖时刻，造成了对生产力发展的变量影响。说明一点，自然物的供应亦并非多多益善，马克思曾指出过于丰盈的环境会影响社会的发展。中世纪的尼德兰，优越的天然位置使其从转口贸易中获取取大量利润，然而却无形中削弱了发展生产的动力，以致近代机器生产发韧于英国而非尼德兰；再例，现代日本的高度发达，与其资源贫乏，不得不在工艺上精尖不无有关。所以，关于“自然的物”的分析，关键是怎样的供求关系怎样影响了社会生产，怎样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自然物的供求关系，始终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但是，其决定性意义却表现于人类早期，原因是当时人的社会性尚未出现或过于简单。为此，不难发现，赤道两侧的热带雨林和纬度较高的严寒区域，均为古代文明的落后地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分别发祥于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再从西亚地区来说，早期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政权频繁更替，国家倏生倏灭。何矣？原因就在于地域狭小而变化丰富。当地理条件优越的社会已比较发展，其内部矛盾已比较尖锐的时候，便受到地理条件较差区域的后起部落的强烈冲击。依次的称霸者：巴比伦、赫梯、波斯，依次的地理环境：两河流域、小亚细亚高原、温带沙漠的伊朗高原。
    已经详论：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同一发展阶段的特殊社会，而正是这个社会又规定了其内部生产力的特殊发展。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当初人猿揖别，猿类除了周围的自然环境外是孑然进化成人，头脑空白如纸，两手空空如也。而对于其后殊异的历史发展，如果我们真正地抛弃了英雄史观，那又只能归结于焉？当然，我们不妨设想英雄史观并非谬误，特殊的历史发展也确属人为而定。如此，则由于社会系统的庞大与历史发展的漫长，根据概率统计原理，则各具体历史就会成为毫无特色、没有差别的杂合体。但事实否认了这一点，泾渭分明、大相泾庭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否认了这一点。
    地理环境与民族
    不懂民族，焉谈历史。然而又何为民族？
    民族，它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⑧上述定义的四个方面，它概括了民族特征的全部，但是，如果我们将这四个方面一视同仁，又将毫无意义，因为民族本来就是有着多种内在联系的统一体。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这是打在民族成员身上的烙印所见，而共同的经济生活则又是决定上述两方面之关键。至于共同的经济，那又只能以共同的地域为前提，因为若无共同的地域，又何谈共同的经济。大不列颠的后裔离开了英国本土，于是形成了新的美利坚民族。可见，民族的基础在地域。
    民族成员首先是社会成员，只有在社会运动中才可理解民族的发展。这是研究民族问题的出发点。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客观要求的经济联系日益广泛，从而导致了民族的融合发展。即当社会发展要求大区域内经济联合的时候，这些联合下人们的融合却还需要相当长时间；而在这些人们已经融为一体的时候，社会发展早已产生了更大区域内的经济联合。因此，经济联系基础上的社会（相对于强权统治）便是一个新民族的前身，而古今的各个民族无不为一定的国家社会之遗痕。所以，民族发展即社会发展。中国的地理环境是相对隔绝的整体，其内几无阻隔，联系便利，居于中央的是最宜于古代社会发展的黄河流域。这样，便为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商、周时的风夷、鬼方、犬戎等大量的少数民族在战国时不见了，出现了大融合的华夏族。后来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也不见了，都成了大汉族的新鲜血液。以至现代，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隐然可现。
    民族发展即社会发展，那么，民族概念就只能相对而言。就是说，对内，它有汉、蒙、藏等族之分；对外，它又是中华民族的统一。对内，它有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之分；对外，它又是大不列颠的统一。所以，表现民族特征的四个方面永远是在变化之中。
    经济联系基础上的国家社会是一个新民族的前身，而广泛的经济联系又以一定的地域保障为前提。正是这一点，成了解释许多历史现象的关键。中国古代，正是由于地理环境提供的民族融合的便利性，才得以维系其“大一统”之特征；与此对照，历史上曾不可一世、地跨三洲的罗马、奥斯曼大帝国，或分崩离析，或孤寡残存。原因何在，只要看看帝国的版图就会明白；再例，19世纪的英吉利曾建“日不落”大帝国，但最后还是只剩下英伦三岛；而同时的俄罗斯亦大搞扩张，现在却为世界第一领土大国，横跨欧亚达2000多万平方公里。原因显然一条：地域问题。英为岛国，殖民地远隔重洋，经济联系狭窄，民族融合阻滞；而俄国，侵占的地区均为毗连，经济联系与民族融合较为方便，而这正是维系统一之关键。所以，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分化组合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