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内蒙古的民主建政(4)
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内蒙古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跨入了新的阶段。12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建国初期集中表现中国人民意志、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12]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指出:“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13]根据这些国家政权建设的原则与规定,内蒙古自治区于1949年冬季开始陆续召开各盟市旗县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以发扬民主,加强人民政权建设。 1949年12月,内蒙古自治区首先在乌兰浩特、海拉尔、满洲里3市以及个别旗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0年,自治区各地陆续召开盟和旗县区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截止到当年年底,全区6个盟中锡林郭勒和察哈尔两盟各召开两次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呼纳盟召开了一次4个牧业旗联合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32个旗中,除锡林郭勒盟所属5个旗外,其余27个旗均召开了2次到3次;7个县也都召开过2次以上;3个市中,海拉尔和满洲里各召开4次,乌兰浩特召开了6次;农业区的努图克(区)一般召开了2次到4次。[11] 各地人民代表会议所解决的问题,因地区与季节不同,各有差异。在农业区,春季会议主要检查备耕、布置春耕,解决种子、口粮、牲畜及关于如何组织起来等问题,并讨论通过1950年的生产计划;夏季会议主要研究讨论秋收准备及积肥等问题;秋收后的会议主要解决关于征粮和冬季副业生产等问题。在牧业区,春季会议主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进一步贯彻党在牧区不分不斗与牧工牧主两利政策,通过1950年生产计划;秋季会议主要解决牲畜过冬的牧场、草料及防止狼害等问题。锡林郭勒盟秋季会议,还纠正了春季会议所制订的牧工工资标准过高实际难以执行的偏向。城镇人民代表会议,主要解决调整公私关系,组织生产及私营工商业普查等方面的问题。通过人民代表会议使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被广大群众所了解,因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如兴安盟科右前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交待了农业生产的政策,并研究了很多改进农业生产的技术问题,所以1950年不仅农作物铲蹚的遍数比往年增多,而且每个生产阶段都比往年提前。 1951年3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1951年建政工作的指示》,指出:“1951年内蒙古自治区的建政工作,应在1950年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将盟以下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建立起来。各盟应按照农、牧、林区的不同情况,订出全年建政计划,有领导地开好盟、旗、县、市、嘎查(村)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使之成为人民行使政权的经常制度,以资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进行工作,并大力恢复与发展生产,为国家建设服务”。[14]随后,自治区各地在深入开展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建政工作有了进一步开展。各盟市旗县区均普遍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会议期间,由于充分发扬民主,各界人民代表畅所欲言,认真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对重大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最后作做出决议,交付政府执行。从而使1951年度全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取得了较大成绩。经过代表会议,进一步提高了各族人民的政治觉悟,促进了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东苏尼特旗的喇嘛代表在会议上表示:“一定要把喇嘛组织起来,努力生产,支援抗美援朝”。[15]新巴尔虎右旗在代表会议上传达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在牧区活动的具体例子后,立即组织群众检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另外,牧区经过代表会议,贯彻了“自由放牧、增畜保畜”政策,交流了“合群放牧”、“轮流放牧”、“专人放牧”等经验,订立了增畜计划,推动了爱国增畜运动的开展。在农区,通过代表会议,消除了农村中较富裕农民怕分、怕斗的思想顾虑,同时也扭转了一些农民向政府“要贷款”、“要救济”等单纯依赖思想,积极开展互借、互济和变工互助等活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2年,全区各地均按期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且许多地方的代表会议开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新的工作。因此,全区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许多旗县在开会之前就进行较长时间的认真准备。如克什克腾旗在会议前2个月便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建政文件。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组织力量通过扩干会、党团员会、村人代会、民兵会、妇女会、青年会等多种形式在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宣传,使受到教育的群众占全旗总人口的70%以上。[16]在大力宣传的基础上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加代表的选举工作。全区各地由群众直接选举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90%以上。[17]而选出的代表其广泛性和代表性也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多数地区都增加了少数民族、荣复军人、劳动模范、工商界、文教界、手工业者以及妇女等方面的代表。代表当选后,立即着手搜集提案。由于做了充分准备,加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使提案数量大大增加。如突泉县代表会议共收到提案1500件,超过以往会议的5倍。[18]在会议期间,各地都对代表们提出的提案进行认真处理和解答,基本上做到件件有交待。如林西县根据代表提案,将冬季副业生产、调整土地等级、征收公粮等问题,提交大会讨论,并做出决议。与此同时,民族工作在各地代表会议中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如巴林左旗和阿鲁科尔沁旗在代表会议期间,都召集农、牧交界地区的农牧民代表开会,妥善解决农牧矛盾和由此而产生的蒙汉纠纷问题。使各族群众非常满意,更加拥护人民政府,为以后的政权建设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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