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是我国封建时期二十五正统史籍之一。它的成书年代比《后汉书》还早百余年，仅晚于《史记》和《汉书》。
    陈寿生平极为接近他所记载的那个时代。他是当时蜀国著名史学家谯周的弟子，其父曾任马谡的参军、街亭失守被髡，他本人曾“仕蜀为观阁令史”，是那个时代以史学研究为专业的学者。
    任何史籍以一定的形式反映它所记载的那个时代的特征，也必然反映撰写者本人的某些独特风格。如，《史记》追溯传说中的远古，一直记载到当时太初年间（前21世纪～前101年），是我国第一部通史，而司马迁对前代遗留的文献资料，有“异闻兼采，多说并存”的倾向；《汉书》记载的，始于汉高祖刘邦，止于新莽（前206～24年），是整个西汉王朝的断代史，而班固援引《史记》以存其真； 《三国志》虽沿袭《史记》、《汉书》的纪传史体，陈寿又别创一格，分“国”别为史，在史学理论的断限方面有着与现代的史观迥异的见解。
    断限，这是史学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它的出现始于晋朝初期，意思是编写某特定时代的历史应从哪一年起始。我们习以为常的见解是，开创基业的第一代帝王的第一年便是这个朝代的起始。然而，历史上许多开创基业的，终身并未称帝。所以古人的断限见解并不是一致的。晋武帝司马炎时，朝廷拟编写晋史，召群臣议断限。贾谧以曹魏为一朝代，景元五年（264年）魏元帝曹奂禅位司马炎，故请以泰始元年（265年）为断；王瓒则认为嘉平元年（249年）晋武帝之父司马懿在一场权力斗争中，挫败了共同辅政的曹爽集国，开始总揽朝政，应以此年为朝的起始。他的私意是为了将参与这场夺权斗争的功臣录入晋史，而荀勗则认为应以正始（241年）为晋期的起始，他认为此年司马懿受诏辅政，改元正朔。改元就是更改年号，正朔就是更正历法。这些都是古代礼制通三统改朝换代的象征。后来东晋时的习凿齿甚至认为曹氏父子是僭位的汉贼，曹魏不能算作一个正统的朝代，应由晋朝直接承绪东汉的大统。我们今天所认为是“三国”的期间，在习凿齿看来只不过是汉朝末代献帝死后（234年）极短暂的混乱局面。因此平定这个混乱局面的司马懿是开创晋朝的第一代君主。唐贞观年间编写《晋书》时，原则上便遵循这一史观，称司马懿为晋朝的第一代皇帝--晋宣帝，尽管他生前并未称帝，也不曾封王。
    陈寿独创一格分“国”为史，撰写《三国志》，是以“国”的领域的形成为起始：魏，以曹操于中平六年（189年）起义兵讨董卓、兼并群雄为起始；蜀， 以刘焉于灵帝末为益州牧统西川、巴蜀之地为起始；吴，以孙策继孙坚的余业渡江经略自己的家乡为起始。由是观之，陈寿断限的见解必与后来的史观截然不同。我们现代的史学理论以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献年刘协禅位曹操之子曹丕为东汉末年， 即汉朝代的下限，同年也就是三国时期的上限。而陈寿认为汉灵帝刘宏一死，十四岁的少帝刘辩旋即被董卓杀害，九岁的刘协自始至终是董卓集团与曹操集团之间递传的玩物。为董卓所立，曹氏所定谥。汉朝名存实亡，政权已不复存在。所以，陈寿的史观是以中平六年（189年）为汉朝的最末年，灵帝刘宏为汉朝的末代君主。 这年（189年）是汉朝的下限，同年也就是三国时期的上限。
    所以，出现在《三国志》中的“汉末”二字，不是一个普遍的、古汉语的时间名词，而是陈寿独有的、别具内涵的概念、术语。古语：“不读谁家书，不识谁家字”，便是指作者这类独特风格而言。下面是陈寿断限见解的痕迹。
    灵帝即位以前（～168年）不称“汉末”
    --当汉顺、桓之间知名当世（《荀彧传》）
    --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魏武纪》）
    --初，桓帝时，见黄星于楚宋之分（《魏武纪》）
    --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军（《董卓传》）
    灵帝中平以前（～185年）不称“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