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设立史馆修史确立于唐代，此后，官修史书遂成定制。对馆修史书的评价历来聚讼不已，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就认为独断优于馆修。纵观之，贬过于褒似成定论。本文拟就唐代史馆的建制、修史的形式及其成就，作分阶段的论述，以求从定量的分析中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在论述之前，有必要追溯史馆的源流。刘知几认为，我国古代设置史馆始于黄帝，设立修史机构，则始自东汉的兰台、东观，有人即以此为史馆滥觞。①可是这毕竟非专职机构。北魏设修史局，北齐改称史馆，隋唐沿袭，始职有所专。②然而，史馆虽设立，但职任不重，制度不完备，故无甚业绩。如唐武德五年，高祖命肖瑀等修魏、周、隋、梁、齐、陈六代史，数年未就而罢。太宗于“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③从此，史馆地处政治权力中心，宰相监修成定制，这是官设修史机构由徒具形式到发挥职能的转折点。
    一、馆修史书
    馆修史书可分三个阶段。太宗时成果最巨，六部正史成于此时，高宗至宣宗，除《五代史志》外，唯国史、实录稍可称许，懿宗以后，无甚成就。
    贞观三年，敕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魏征、房玄龄总监，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诸史，实际负总责。④十年正月，五代史修毕。十五年，诏修《五代史志》，至显庆元年成书。二十年诏修《晋书》。⑤这是一次最典型的集体修史。名曰十八人与修，实际达二十二人，加上主管者三人及参与撰稿的太宗，则为二十六人。阵容之庞大，前所未有，史馆修史制度于此媸妍毕露。⑥《晋书》以臧荣绪所著《晋书》为底本，因其记两晋事，较为完备之故。同时，参用了十八家晋史。⑦太宗亲自撰写宣、武本纪及陆机、王羲之四论，倍示重视，也可以说政治干预无以复加。但是，皇帝的重视，正是这部百三十卷的巨帙仅二年就完成的重要原因。在此书修撰中，令狐德棻、敬播、李安期、李怀俨、阳仁卿、李严六人负责拟出详细的条例，并督察撰稿人遵循及修订工作。⑧由于众手定体例，难免牴牾，因此“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⑨令狐德棻之职颇类今之总编。由此可知，尽管统治者通过明令任职、宰臣监修等手段加强控制，但因解决不了实际工作中政出多门的矛盾，不得不默许史官们的某些行之有效的自发主张。太宗时既有网密之处，又有禁弛之隙。正是这种适度的弹性，使史官有着比名义上更多的自由，可以权宜措施弥补制度的疏漏，从而使这个庞大班子具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快出成果。至于讥《晋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⑩要作具体分析。不求笃实乃文人修史通病，不可取；行文流畅、优美则是优点。纪传之“传”，实为传记文学之始。《晋书》的某些列传如向秀、稽康传等，描写细腻，形象生动，极其感人，却是文人修史的长处。至于广撷史料，更不应一概否定。正统史学过份强调史著的劝惩、教化作用，故除了圣人业绩，治乱之道外，一律斥为琐碎。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却自有其价值。小说、传说等只要注意征信，实为修史的好材料。在这方面，唐代史官是值得赞许的。修五代史时，魏征等人除了利用书面材料，还恐有遗漏，屡访年届高龄的孙思邈，以求故实，“思邈口以传授，有如自睹。”（11）
    贞观时是馆修史书的第一阶段，是成果最丰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也存在政治干预如太宗不顾成制，五次欲观起居注，并问褚遂良所记何事。当褚回答记人君善恶时，又问是否记自己的不善事，褚说：“职当载笔，何不书之。”刘洎也说，即使褚不记，天下人皆记之贞观十四年，由于太宗执意观国史，房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实录进呈。十六年又复前问，褚仍答以善恶必书，太宗只得讪讪表示要守善道，以期“史官不书吾恶。”（12）执意观史，固属威胁，但是否影响据实修史则要分析。起居注、实录、国史的性质不同。“掌修国史……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为褒贬焉。”（13）国史取材于起居注、实录及其他资料而成书，目非第一手资料；实录亦间接资料，系据起居注等修成的大事记；唯起居注是原始材料，最为重要，如记录不实，则影响史书价值。太宗所见，系由国史简编而成的实录，与正常的著史顺序正好相反，不存在由此刊削原始材料的可能。况且此时多诤臣，进呈乃意在鉴戒，这是在政治压力下的一种谏诤形式。至于太宗为玄武门政变定基调，固颇多自诩，但要求“直书其事”总比“语多微文”要好。史书必然留下当时政治的痕迹，后人研究则不必囿于成见。总之，太宗时史官修史尚能做到基本实录，虽有干预，限于君主；又因政治风气较好，且馆中多正直之士，监修亦梗直大臣，并非唯上命是从，所以干扰不大。
    高宗至宣宗，江河日下。首败实录原则的是许敬宗。他“掌知国史，记事阿曲。”如封德彝因曾说许在其父极诛时“舞蹈以求生”，被盛加罪恶；又如将太宗为长孙无忌（一说房玄龄，见《贞观政要》卷？）所作《威凤赋》移至其亲家曾祖尉迟敬德头上。他甚至任意刊改旧实录，连生性懦弱的高宗都不堪忍受，数欲修改。（14）此阶段以修国史、实录为主，兼及其他。由于旧制隳堕，君主言行、军政大事自永徽以后长期无记录，史料重要来源断绝。有鉴于此，武后长寿二年，宰相姚{K19305.jpg}遂议修“时◆记”，每月送史馆。但姚罢相而事亦废。此后数朝，旋修旋废。穆宗长庆元年，中书门下以时政记久废，议修有关政事的“圣政记”，每年年底送史馆后又改为月送、季送。时政记、圣政记性质相类，名称和送交时限则各朝时有变动，时断时续，俱未能长期坚持修撰。（15）这并非不欲留下完整的记录，实与时政有关。宪宗曾问宰相李吉甫，为何时政记时修时辍？李指出了三个原因：未实施的圣旨是机密，不可写送史官；已施行的则众所周知，不必写送；大臣的谋议不便自己写送。贞观时，君主励精图治，辅臣多正直之士，尚能有记载人君言行之举，高宗以后，政治风气渐坏，佞人得进，大狱屡兴；其后外有藩镇桀骜，内则党争炽烈，在这种情况下要将君臣谋议记送史馆又不泄密，绝无可能。而且，馆职渐滥，“多士如林”，在修史时，“傥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贬，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豪而{K19306.jpg}绅成通。”（16）时政如此恶劣，怎能按时记录敏感的君主言行、朝政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