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目的性，选择好恰当的比较对象
    “皇权主义”问题，史学界曾对此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至今人们仍有种种不同的理解。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里，提出过用中外历史比较的方法，解决学术争论问题的倡议。进行横向的中外历史类型性比较，会打破我们研究问题的封闭性与孤立性，开阔思路，在相互对比的碰撞中产生火花，或许有助于争论问题的解决。
    那末，在“皇权主义”问题上，中国与哪个国家比较最为合适呢？
    众所周知，中国学者使用的“皇权主义”这一概念，不是自己传统的用词，而是引自中译本《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中斯大林对俄国农民起义的领袖的一种判断。
    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与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说：“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要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口号。”（《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100页，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应该说，把俄国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与中国农民战争中的类似情况相比较，是较为合宜的。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第一步就是要明确比较研究的目的性，即为何而比较。当然，目的性可以多种多样，或者为了寻求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或者为了鲜明地说明某一论点；或者为了同中求异或异中求同，等等。试图解决学术争议问题而求助比较史学，也是比较史学目的之一。在明确了目的性之后，接着就是要解决选择好比较对象的问题。比较对象的选择恰当与否关系甚大，它会直接影响历史比较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说服力。最佳比较对象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到对象之间的现实可比性，同时也应顾及研究者自身学术上的驾驭能力。
    弄清俄国农民起义领袖的“皇权主义”，建立比较研究的参照系
    具体地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第二步，就是要对比较的双方或几方的历史事实，弄得一清二楚。强调弄清所比较对象的情况，把比较研究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史实基础上，极为重要。这涉及比较历史研究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问题。否则，人们就会讥之曰：“架空比较”。当然，弄清双方或几方事物的来龙去脉及各种发展形态，要花加倍或几倍的功夫，这也是比较史学的一个难点。有志于比较研究者，定会知难而进，去争取成功。
    斯大林说拉辛和普加乔夫是“皇权主义者”，我们就先把拉辛和普加乔夫的“皇权主义”的表现情况搞清楚：在1667～1671年斯杰潘·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中，起义农民公开表示对当朝沙皇阿历克赛·米哈依洛维奇的完全拥护，农民起义军在占领阿斯特拉罕后，拉辛就率领居民“宣誓效忠于伟大的君主”（《苏联史纲》十七世纪，俄文版，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300页），一再声称他们“只打击领主贵族和富有的老爷”（同上，第284页）， 甚至把打击地主贵族的正义行动说成是“为伟大的君主效力”，“为沙皇而战斗”。（同上，第297）
    拉辛在起义过程中，散发过一个文告，典型地反映俄国起义农民的思想。文告曰：“有谁愿意为上帝、为沙皇、为我们的伟大的军队和斯杰潘·季莫费耶维奇（即拉辛——译者注）效劳，你们就一齐行动起来消灭叛徒和吸血鬼。”（《苏联历史文选》俄文版第一卷第434页，1949年莫斯科出版）他们把沙皇与起义队伍及其领袖并列地放在一条战线上，反对的只是那些背叛了沙皇的地主、官吏和贵族，这是拉辛始终坚持的行动口号。
    拉辛拥护他心目中的“好沙皇”阿列克赛·米哈依洛维奇竟到这样的程度，不仅在宴会上一再“为沙皇的健康干杯”（В·И·布加诺夫《十七——十八世纪俄国农民战争》俄文版第102页，1976年莫斯科出版），而且在起义失败、被捕押往莫斯科处磔刑途中，还表示想见到沙皇，“有许多话必须向国君倾诉，而这些话语对国君来说又似乎是至关紧要的。”（同上）这些表现，提供了俄国式“皇权主义”的一种模式，即“只反对地主、贵族和官吏，仍然迷信和效忠于当朝沙皇”。
    拉辛起义还有另一种“皇权主义”模式，即假托皇室后裔，反对地主、官吏和贵族。
    拉辛曾打着皇太子阿列克赛·阿列克谢维奇的旗号发布文告（其实阿列克赛太子早在1670年1月就遇害身亡），号召人们去打击有叛君行为的大贵族、杜马议员、所有的官吏和贵族。拉辛起义军甚至声称皇太子就在起义者队伍之中。“据一位外国人记载，拉辛船队中有两只船。其中一只裹以红色丝绒，象是阿列克赛·阿列克谢维奇太子（实际上是一个被俘的高加索大公）在坐；第二只船裹以黑色丝绒，坐着冒充的尼康大主教。”（И·И·斯米尔诺夫等合著《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农民战争》，张书生等译，第158页，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773年～1775年叶美连·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中，“皇权主义”表现很充分，又别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