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阶段撰成高祖至武宗的实录二十六部，（17）其中有的因故数度修改，有的则有两人以上先后撰写。国史亦有多部，但不如实录完整。懿宗至哀宗四朝，地方军阀掌握国柄，急于问鼎，决不允许为李唐王朝招魂的东西存在，所以朝廷虽屡屡令修实录，却往往“逾年不能编录一字”，（18）史馆名存实亡。
    为了保证修史顺利进行，还制定了一系列条文。尽管执行有松严，但却始终存在，经常修改、补充。据《唐会要》所载“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应送文书资料达十五类之多，详细规定上报期限、途径、部门等一应事项，职责分明，以防推诿。贞观时修史成绩斐然，除了诸史各有所本外，大量资料必然起了补充作用。为了保证搜集资料，还予史官相当大的特权“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并“限一月内报。”（19）对史官的选择，一般也较严格。高宗咸亨元年十一月的“简择史官诏，”还将史官分成两部分，其中修国史必须择德才兼备者，否则，“虽居史职，不得辄令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20）当时一方面是许敬宗徇私稼植、窜乱旧史，一方面却雷池森严，十分矛盾。细析之，高宗虽有明令，但似难实行，而且朝廷也不注意贯彻，否则不会仅隔二年又有朱敬则择史官之请，而且朱的请求不了了之。安史乱后，旧制尽堕。代、德间又屡有申明，间有新规。此后渐繁。元和六年，史官统分为两类：登朝官皆为修撰，非登朝官都为直馆。修撰中以一人官高者判馆事，其余名目皆停。（21）宪宗力图重振，大力整顿，馆职名目至是方简，而且有了实际主持人。宣宗时，为了提高史官地位，废直馆之职，代以修撰，以廷臣充任，四人分修四季之事，与前朝修撰不得超过三人的旧制相比，大为转圜。
    史官职衔越来越高，制度越来越完善，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却是朝令夕改，史馆日趋式微。官修史书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唐代政治日败，至宣宗已入末期，虽欲扶植史馆，不免徒劳。
    二、史馆修史简评
    史馆修史，历来贬多褒少。理由无非是统治者便于控制，使史书为维护其统治服务。其实，史著为政治服务任何朝代都属必然。具体考察唐代的史馆情况，其政治干预各阶段却也还有所不同，对它的程度和后果应予恰当估计；此外，要注意到始终存在馆外修史的情况，文网密中有疏。评价史馆功过，主要标准应该是：它的存在与否，利弊孰巨？平心而论，利大于弊。六部正史，蔚为壮观，固不必论；数部国史之成，为后代修唐史奠定了基础，比较完整的实录、断断续续修成的起居注、时政记、圣政记等第一手资料足供采择。没有史馆的持续工作，靠个人要想取得上述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刘知几富学识、经验，却未能独力修成一部有影响的记述性史书，并非其他原因，正是资料、物力的匮乏。
    政治干预的结果如何，与时政和史官素质大有关系。太宗时影响不大，高宗以后则多能得逞。但也有斗争。武后时，幸臣张昌宗逼张说诬告魏元忠，宋璟、刘知几等鼓励张说当廷揭露昌宗阴谋，吴竞实录此事。数年后，张说入相，读《则天实录》而不满，“频祈请删削数字”，被吴竞断然拒绝。（22）当时告讦成风，酷吏肆虐，史臣却敢与灸手可热的佞臣抗衡，并实录其事而无恙，证明史馆有相当的独立性，其成员的人身安全亦较一般朝臣有保障。此后愈不堪。宪宗元和六年，宰相李吉甫因与前相有隙，竟至罢免全体史官。这时的干预明显加深且已由史书扩大到撰者。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公然奏改《宪宗实录》，削其父吉甫恶迹，并迅速成帙。他还因此重拟修实录体例，以掩其迹。虽朝野哗然，武宗亦知之，却不能匡正，直到宣宗时才“施行旧本，”可谓肆无忌惮。（23）对修史的干涉还来自宦官。玄宗始，宦官渐得势，但他们要通过皇帝发生影响，与修史无直接关系。德宗以后，宦官执掌军权，权势恶性膨胀，其影响渗入各方面。文宗太和五年，因韩愈所修《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于上前屡言不实，故令刊正也。”此书自穆宗以来，“累朝有诏修改，”皆未果。这次亦幸亏监修路随作了抗争，以“韩愈所书，亦非出己”为理由，要求“其实录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不愿全面删改。最后只删去“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未全改。此书今本罕见宦官恶迹，恐即删改之本。（24）韩愈本传回护宦官，说刊改实录是因为“繁富不当，叙事拙于取舍，”并说修改因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其实李、蒋二人不过史官而已，并非在“显位”，“诸公”者，即路随传及唐会要中要求修改实录而“表章交奏”之“庶寮”，朝中宦官的爪牙。（25）至于以韦处厚别撰而厚诬韩愈，更属无理，唐代数人先后修一帝实录并不稀见，六帝拥有两部以上实录，高宗多达五部。（26）
    终唐一代，在史馆发挥功能的各朝，都有干涉修史之事发生，涉及史书内容、史官、修史体例，等等。干预最早限于皇帝，后来则权臣、宦官都可弄权，史馆工作干扰日甚，成就日减，所以刘知几说：“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27）但是，干预的结果各异：有的无作用，有的部分影响，有的完全得逞。原因在于时政和史官们的态度不同，已具前说。唐代史官忤旨或得罪权贵，虽有罢免之例，却从无杀身之祸，史臣不但待遇优渥，而且人身安全也远胜朝官。我们不能夸大政治干预的程度，进而否定史馆的主导方面。
    三、馆外修史
    与馆修史书相始终的是馆外修史。又可分成两类：1.私修，包括完全私修与先私后由政府资助续修两种形式。2.经“制许”而修，是官修的另一形式，包括随任修、在家修和在集贤院等处修。私修最早的重要著述当推李延寿的《南北史》。延寿父大师修南北史，用编年体，卒后，延寿改为纪传体，于贞观十七年成书。中宗时元行冲撰《魏典》、亦系私修。此外，吴竞于武后、中宗时与修国史，因监修武三思等曲笔，遂退而私撰《唐书》、《唐春秋》，主旨是“善恶必书”，记事自大业十三年迄开元十四年。但历时二十多年仍未杀青，原因是物质条件的限制。后来不得不请赐抄手、纸墨等。玄宗先后令竞于集贤、史馆续修，但因外任终未能就遂带草本赴任。这是形式最复杂的修史。值得注意的是，吴竞所修乃国史，自东汉以来，历代严禁私撰，但唐代居然可以破例，并且在入馆续修未毕的情况下，还能携草本外放。竞虽自言：“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似乎不准私修，但这是在二十年后要求资助时才奏明的，显系自解的托辞。（28）吴竞还“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29）五代史乃贞观时馆修之史，私家亦可别撰。贞观以后，史馆渐乏活力，重大成就出于私修，代表作是《史通》、《通典》。《史通》是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著作，它除了评论具体的史书之外，还试图对唐以前史学进行归纳、总结，具有颇高的理论价值。经安史之乱，史书的原有体裁的借鉴作用明显不够，杜佑遂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历时三十六年修成《通典》。佑自述鉴于前人史著“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正之方”，（30）于是从典章制度的沿革废兴中探寻致治之道，以救时弊。史评、典志体的成功，在体裁上另辟蹊径。它开始了对史学自身发展的总结；使对历史的研究从记载人物、编年系事的动态扩大到典章制度的静态方面，使历史研究多样化，有利于各种体裁的互相补充，免于偏颇。朝廷对私修采取默许态度，不目之非法。当有人指责刘知几身为史官而私著述时，朝廷也不过调其入京领史事，并不追究。甚至贬黜之臣亦可私自撰史。如肃宗时柳芳徙黔中，巧遇高力士，遂以国史中疑事询之，著成《唐历》，以补吴竞之不备。此书详赡信实，司马光修《通鉴》时曾大量援引。正因为优待文人，政治干预尚能限于一定程度之内才有正史大盛于前，史评、典志崛起于后的繁荣景象。
    馆外官修史书亦甚多。开元八年，诏张说赉国史就并州随军修撰，二十五年又奉诏于家中修。开元十四年，诏吴竞于集贤院修撰。又如穆宗长庆三年，宰相杜元颖监修国史，因分修《宪宗实录》的沈传师外放，元颖乃援先例，奏请让沈随任续修，得到诏许。甚至有虽被贬黜而不废史职的情况，如令狐峘在贬所著成《代宗实录》。由于馆外修史成风，史馆日轻，大臣多欲增重之。开元二十五年中书侍郎李元竑奏请，令馆外修国史者移入馆内，“以重其职，而秘其事。”（31）但是，无法一以贯之。
    馆修与馆外修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控制与反控制或减弱控制的斗争。太宗时，统治阶级充满自信，政治较民主，允许一定程度的不同意见的存在。反映在修史上，不但集中精力于馆修，也默许馆外修，质量也较高。高宗以降，馆职日滥，监修常为佞臣，不但以个人好恶著史，而且妄改前人著述，加之史臣动辄得咎，遂无优秀史书问世。正直之士或愤然脱离史馆，或退而私修。安史乱后，外有藩镇抗命，内有南衙北司之争，大权旁落。朝廷要务在重执权柄，放松了对修史的控制，馆修制度日渐衰落，重要史著多于馆外撰成，成就远过馆修，虽屡有各种奏议欲增重史馆，但多成具文，颓波难挽。